律师难道不知道“坏人”很坏吗？

律师难道不知道“坏人”很坏吗？

　　如果你是一位医生，有一天，一位奄奄一息的病人送到你所在的医院，你却发现这名病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坏人，平日里劣迹斑斑，坑蒙拐骗无所不为，而你却是唯一能医好他的人，如果你不出手救治，他很快就会丧命。此时，你会救他吗?如果你的答案是会救，那你知道他是坏人，为什么还会救他?

　　除了金庸先生笔下若干性格古怪的名医，恐怕绝大多数医生都会选择救人。如果要问答案，自然就是医生的职业道德。身为医生，治病救人乃是天职，无论手术台上躺着的是圣人还是恶魔，都无关紧要，他们只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位病人，要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救死扶伤，病人的道德品质高低，在他履行职责时几乎不会考虑。所以，如果换做是你，想来也会在轻叹一声后，开始为病人诊治。

　　金庸在《笑傲江湖》中塑造了一个恶名远播的淫贼田伯光，他曾答应令狐冲绝不讲出风清扬的秘密，此后却被桃谷六仙严刑拷问，当令狐冲问起，田伯光只是轻描淡写说了一句“六怪对我痛加折磨”。令狐冲却深知，六怪为人行事十分糊涂，他们出于好意给令狐冲治伤，令狐冲尚且如受酷刑生不如死，田伯光这“痛加折磨”四字，不知包括了多少毒辣的手段和残酷的刑罚。可是，田伯光终究没有辜负令狐冲的信任，纵死也不肯讲出风清扬的秘密。

　　或许，你所认识的坏人，没有田伯光这般磊落，但难道就此可以认定，某件坏事一定是他做的吗?

　　清代作家李汝珍在《镜花缘》中描绘了一个大人国，国中居民“脚下皆有云雾护足”，每一位国民的品性都展现在脚下云雾的颜色之中，“光明正大，足下自现彩云”，“奸私暗昧，足下自生黑云”。随便哪一位大人国的国民立在你的身前，你瞄一眼他脚下云雾的颜色，即能分辨此人品性好坏。可惜，我们没有生活在大人国之中，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脚下都没有这样的云雾。如果允许医生和律师可以根据客户的道德优劣决定是否提供救助，他们又能凭什么作出这样的判断?

　　《列子·说符》记载了一则“疑邻窃斧”的寓言，大意是说，有人丢了斧子，怀疑是邻居的儿子偷的，于是，觉得那人的言行举止无一不像小偷;不久后，他无意中发现了自己不小心埋在谷堆里的斧子，再看那人时，就觉得其言行举止没有一处像小偷了。这则寓言的主人公怀疑的对象是邻居的儿子，很可能还是他看着长大的，当然，邻居的儿子很可能平时比较顽劣，才会成为主人公怀疑的对象。

　　但是，就算一个人平时比较坏，某一件坏事就一定是他做的吗?如果前文中那位主人公没有偶然找回斧子，他几乎会一直认定是邻居儿子偷走的，但事实却恰恰与之相反。所以，隔壁张三平日里一贯小偷小摸，可是，偷了你晾在窗台那块腊肉的人，就一定是他吗?又或者，两条街外的珠宝店昨夜发生了抢劫案，一定是他做的吗?

　　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决定了现代法律是一套设计精密、内容博杂的规则体系，没有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很难理解和掌握这套规则。

　　人们对律师的职责多有误解，往往只看到律师在为“坏人”辩护这一表面现象，却没有意识到，律师的职责，其实是防止可能出现的任何司法程序中的错误。这项职责，与辩护的对象是否好人并无任何关系。

　　在这一点上，仍然可以拿医学来作比喻。咳嗽是最常见的病症之一，但是，医生会告诉你，咳嗽并不一定就是受了风寒、嗓子不舒服引起的，甚至不一定是呼吸道疾病引起的，胸膜疾病、心血管疾病、脑炎引起的中枢神经因素也可能导致咳嗽。要找出咳嗽的病因，医生可能要求病人做心脏彩超、胸部X线、CT、血管造影、胃镜、胸腔穿刺等多种医学检查。

　　而在刑法上，同样是盗窃财物，根据盗窃对象的不同，比如是普通财物还是救灾抢险款物、医院里病人的救命钱、孤寡老人的养老钱，或者根据盗窃时间的不同，比如是否属于地震、事故等突发事件期间，处罚就有不同。此外，入户盗窃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的规定，不管盗窃金额多少，一律追究刑事责任，那哪些情况属于“入户盗窃”呢?集体宿舍、酒店宾馆、工棚等，是不是属于“户”?本来没有盗窃的念头，经被害人允许入户，才见财起意盗窃的，是不是“入户盗窃”?如果不知道这些细致的规定，被告人如何能为自己作出有效的辩护?

　　对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前大法官乔治·萨瑟兰曾经感慨道：“没有律师代理，被告人就算完全无辜，也有定罪之险，因为他不了解证据规则，无法判断指控成立与否，也不懂得如何作无罪辩护。”

　　所以，律师的辩护职责与职业伦理，对应的是他的体制角色，他不是单纯地在为某个好人或者坏人辩护，而是通过自身的工作，经由每一个个案，为完善司法程序、避免错误裁判而努力。

　　一开始就信誓旦旦地告诉媒体和社会公众，就是这个被告人杀的死者，这是铁案谁都别想翻案，等到若干年后偶然发现真凶另有他人，导致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心大受影响，相关人员也不得不排队等候追责处理，那是古代话本小说中最愚蠢的丑角才会做的事，而这种愚行却又导致无论政府、司法机关和律师，还是当事人和社会公众，都要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

　　如果连真正的坏人，政府都能保障他的程序权利，司法制度存在漏洞、致使好人受到冤枉的可能性就会极大地减少。律师的辩护工作越是成功，就意味着司法程序越发健全，政府拥有保护国民的完善机制，国民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全，不会受到公权力的不法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