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1月30日电（记者 李婧）今天，记者获悉，印度抗癌药“代购第一人”陆勇已获释。

今天上午，记者拨通了陆勇本人电话，他告诉记者他确实已经被放出来了。其代理律师张青松告诉记者，检察机关撤回了对陆勇的起诉，法院也对“撤回起诉”做出裁定。“检察机关应该在一个月内做出不予起诉决定书。”

陆勇是江苏无锡一家针织品出口企业的老板。 2002年，陆勇被检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当时医生推荐他服用进口药—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名为“格列卫”的抗癌药。服用这种药品，可以稳定病情、正常生活，但需不间断服用。这种药品的售价是23500元一盒，一名慢粒白血病患者每个月需要服用一盒，药费加治疗费用几乎掏空了他的家底。

2004年6月，陆勇偶然了解到印度也生产类似“格列卫”抗癌药，药效几乎相同，但一盒仅售4000元。印度和瑞士两种“格列卫”对比检测结果显示，药性相似度99.9%。陆勇开始服用印度产“格列卫”，并于当年8月在病友群里分享了这一消息。先后有5个QQ群、千余名白血病患者，都与陆勇一样，开始去银行汇款，从印度直接购买这种廉价抗癌药来维持生命。因为汇款程序复杂，许多人在购买时都请陆勇帮助。去年9月，“团购价”降到了每盒200元左右。

为方便给印度汇款，陆勇从网上买了3张信用卡，并将其中一张卡交给印度公司作为收款账户，另外两张因无法激活，被他丢弃。 2013年8月下旬，湖南省沅江市公安局在查办一网络银行卡贩卖团伙时，将曾购买信用卡的陆勇抓获。

警方认为，陆勇电脑数据中，每笔来往的账目过程、金额数字都非常清晰，怀疑可能是“提成结算之用”。“病友往卡上打钱，印度公司收款，自己没有赚取任何差价，也没有收取过任何手续费或劳务费。 ”陆勇解释说，要说获利，可能就是印度公司每个月给他免费提供药物，但现在这个药每个月只需要花200元，从2010年至今，总计也只提供1万多元免费药物。

2014年7月，陆勇因“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罪”，被起诉。随后，陆勇被取保候审，2015年1月10日晚，陆勇和病友从无锡飞抵北京，结果在机场被北京警方抓获。

延伸阅读

张世金律师锐评 ▏不能期待抗癌药代购者放弃求生而选择守法

一、陆勇代购不具备刑法上的有责性，即在面临生死境地，不能期待陆勇放弃求生而选择守法

公安司法机关指控陆勇涉嫌犯罪的主要罪名是销售假药罪，我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生产、销售假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本条所称假药，是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以下简称《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三款第二项规定，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按假药论处。

从表面上来看，涉嫌销售假药罪，但对身患白血病的陆勇来说，在面临生死境地，其人性本能的选择是购买低价抗癌药以延续自己的生命，而不能期待其支付所有财产去购买高价抗癌药。选择“守法”还是“保命”，陆勇显然选择“保命”，因为在日常生活条件下，就一般人而言已处于生死挣扎的边缘，期待行为人牺牲较大的价值乃至生命去遵守法律，是根本不可能的。

虽然法不外乎人情，但是法律不强人所难，即法律不强求任何人去做根本无法做到的事情。结合本案陆勇的行为以及考虑到陆勇本身的经济状况和身体情况，其帮助购买低价抗癌药的目的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法律，尤其刑法不能强求陆勇选择购买高价抗癌药而不去购买低价药。

因此，公安司法机关以销售假药罪追究陆勇刑事责任，缺乏刑法上的期待可能性，即不具备有责性和非难可能性。

二、陆勇所谓的代购行为也不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

按照我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和《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三款第二项的规定，陆勇帮助购买的印度仿制“格列卫”抗癌药属于假药的范畴，但不能以购买的对象是假药就片面地认定其行为构成销售假药罪。

首先，据媒体披露的事实而言，陆勇所代购的“格列卫”抗癌药，并非用于销售，而仅仅是帮助购买。本案中，陆勇代购抗癌药用于自己和病友食用，虽然在法律程序上应当办理进口手续却没有办理，可能违法《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可以对其行为予以行政处罚，但是陆勇代购的是救命药，反而延续了自己和病友的生命，并没有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产生危害或危险。

其次，陆勇主观上没有销售假药的故意，因为其客观上系帮忙购买药品，而非销售药品，而且陆勇也辩称：“我们从不认为它是一个假药，那么贵的药我们患者吃不起，难道我们不能选择便宜的药吗？我们每一个白血病患者，最大的希望就是能有尊严地活下去，不用去到处求救，到处去哭喊……”。所谓的代购行为并没有侵犯或者威胁销售假药罪所保护的法益，即药品销售市场秩序和公民生命、健康安全。

而且我国《刑法》第十三条也明确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换言之，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也依法不能构成犯罪。回归本案，陆勇帮助购买的低价抗癌药用于并且实际延续了自己和病友的生命，又何来社会危害性呢？

所以，陆勇的行为因不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而依法不构成销售假药罪。

三、法治是守法之治，更是良法之治，期待药品监管法律制度改革

所谓恶法非法，法治更是良法而治，就应当让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普通公民的法情感，普遍反映公民意愿。从这个意义上说，《药品管理法》将“未经批准进口的救命药”认定为“假药”，确实有损普通公民的法情感，一定程度上违背普通公民的意愿，超出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有待立法进一步修正，以便在国家药品管理秩序与公民生命、健康安全的法益之间寻找平衡点。

从立法目的上看，药品监管法律制度的根本宗旨，是为了向公众提供更完善的用药环境，让公众能够用上更安全、更高效、更廉价的药品。但现实是，一方面公众承受不起昂贵的进口原药，一方面有关部门又不能引进廉价的仿制药。在陆勇案中，与其苛责这些人为何代购“假药”，不如更多反思，如何解决众多重症患者被高昂药费压得透不过气的现实困境。

参考文章：

[ 许晓明：《抗癌药代购者被抓：法与理的冲突》，载《中国青年报》，2015年1月15日，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