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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人才中的人才；
他们，是城市建设的领跑者；
他们，有个很响亮的称呼——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自1993年以来，我市选拔出了四批共284名拔尖人才。这些人中既有中央省直单位的业务骨干，也有市县企业的科技尖子；既有三资企业、民营企业的技术中坚，也有农民身份的星火科技带头人。
有人说，这个时代的丰满和复杂、粗糙和生动，早已超过了一切想象。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中，他们凭着自己的智慧、毅力成为庐州古城中的佼佼者。我们走近了他们，感受他们的苦与乐，成功与失败，聆听了他们与时代同步的气息。
彰显优异，弘扬精神，这正是我们推出这些“领跑者”的意义所在。第五批拔尖人才正在评选，还会有第六批、第七批……有才华者仍会不断出现。不过，他们脚下所踩的，仍是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王亚林：为权利辩护
王亚林，法学硕士，国家一级律师，办理过多起诸如“王怀忠案”“肖作新案”等在全省、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兼任安徽大学、合肥市委党校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客座教授、研究员，并担任省人大司法监督咨询委员会委员、省人民政府立法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作为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贪官王怀忠在找王亚林做辩护律师说，你会因为我辩护而出名。
现在的王亚林真的有名了，当然不完全是因为王怀忠案。翻看王亚林所办的案件，似乎都和“第一”有关：安徽反贪第一案（萧作新夫妻犯罪案 ）、安徽扫黑第一案（成安强组织黑社会案）、安徽首例“毒鼠强”（倪泽民制造危险物质案）、2004合肥第一大案（蒯文利、崔慧爆炸案 ）……“一般两年，我都会因一个焦点而受人关注。”律师的自信足以表现。
而在这些案件中，有好多是处级以上的官员。因此有人称王亚林是“贪官的保护神”。“你恨那些贪官吗？”“当然！作为一个公民绝对痛恨贪官污吏。但作为他们的律师，我必须履行法律赋予我的辩护职责，依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减轻或者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这，就是一位律师的“两面性”。
不过，王亚林差点与律师这个职业“失之交臂”。
“我上学时候的理想是想当一名检察官。那时我特别羡慕一个师姐，毕业之后就分配做了检察官，现在是一个大市的检察院的副检察长，我非常地崇拜她。想自己毕业后也要做一个检察官。”王亚林说，“大学毕业之后就分到老家司法局，司法局有个公正律师科，我想学有所用，就到了这个科。”
对于自己办的第一起案件，王亚林记忆犹新。
“我记得第一次出庭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庭审语言也不知道庭审的程序，我先看第一被告辩护人、第二被告辩护人，他们怎么发问、他们怎么辩护，然后我学着他们的样子。辩护意见还是得到了采纳。一审时被告人判了死缓，最后改判成十年有期徒刑。”
随后，王亚林办过的案子不计其数。不过，他印象最深的还是芜湖的“刘明河案”和马鞍山的“孙自文案”。“这两起都是典型的‘枪下留人’案，特别是‘刘明河案’，经历了五年六审。”
给王亚林留下印象的除案件本身外，还有每次出庭的感受，“我是被告刘明河的律师。每次我为刘明河作无罪辨护时，被害人正当花季的女儿的一双纯洁的大眼睛向我投来的充满怨恨和悲痛的眼神；还有被害人90多岁的白发老母承受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痛，一次次拖着小脚，颤颤巍巍地来到法院旁听，眼睁睁地看着屈死的女儿的隐私被一次次在法庭上抖搂，跪地叩头请求法院严惩凶手。每次开庭的时候，我心里总有说不出的难受，好多次我想放弃这场牵制太多时间和精力又让我心情沉重的案件。”
王亚林专门为这种感受写了一篇杂文《一个律师的忏悔》：……当有重大杀人嫌疑的“死囚”走出关押五年的牢房；当号称贩毒第一案的“毒枭”被改判死缓；当号称第一贪的被告人向我表示感谢的时候……我总是在拷问自己的良心，作为一个职业律师，我是在追求公正吗?记得那位涉嫌贩毒1100多克海洛因的周姓被告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时，一个旁听过此案的新闻界的朋友给我发了一个短消息：司法正义得到维护，社会正义却被扭曲……
“或许，律师本身就是个‘矛盾体’吧。”
成名后的王亚林现在一年只接三起死刑辩护案，其中还有一起必须是法律援助案。“一是想把每个案子都办得很完美；二是不想让自己太累，想坐下来冷静地思考一些问题。”
闲下来的王亚林一点没有大律师的架子，忙不迭地解开西服，“我讨厌穿得这么严肃。”在一个很简陋的粥屋，他会和你“海聊”：告诉你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和你探讨“人到底为谁活着”，“还是普里什文说得好：有些人说，要为自己而生活；另一些人教导说，要为亲人而生活，而我却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努力找到一个这样的着力点，以便为自己而生活自然而然地成为也是为了近亲和远亲，为了大家而生活。”
为了大家而生活。这就是一个本真的王亚林。
来源：合肥晚报. 本报记者 程堂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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