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人：刘晴晴

一、校园道路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道路”？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指导案例：第892号李某铭交通肇事案指出：从相关法律文件对“道路”规定的内容分析，“道路”的范围呈扩大趋势。1988年公布施行的原《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的道路，是指公路、城市街道和胡同（里巷），以及公共广场、公共停车场等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地方。”但实践中，不少企事业单位、校园、厂矿的厂区、园区不断扩大，且系开放式管理，社会车辆、行人经常借道通行，在该路段发生人车相撞的事故越来越多，当事人常报警要求交通管理部门出警认定事故责任，以便于事故的后续处理。但受《条例》限制，对在这些路段驾驶交通工具发生的事故不能认定为交通事故，相关保险公司也不愿意承担赔付责任，致使肇事者和受害者的权益均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因此，《条例》关于“道路”的规定越来越不符合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

有鉴于此，2004年公布施行的原《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修改了“道路”的含义，扩大了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将“道路”的范围明确为“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注：2021年修正的《道交法》对此规定不变）。这样，就把单位管辖范围内允许社会车辆通行的路段纳入“道路”范围，以更好地维护这些路段的交通秩序，保护肇事者和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本案肇事地点位于河北大学新校区生活区，属于典型的单位管辖范围。该生活区虽设有围墙、大门，相对封闭，但系开放式园区，具有比较完善的社会服务功能，社会车辆只需登记车号就可以进出生活区南门，门口也设有限速5公里的交通标志，说明河北大学对其新校区生活区的路段是按照“道路”进行管理的。公安机关收集的车辆监控录像和门卫的证言等证据显示，社会车辆实际上不经登记也可通行。故该生活区内的道路属于《道交法》规定的“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被告人李某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在校园道路醉驾并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一人轻伤，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

二、开放性小区内的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指导案例：第893号廖某田危险驾驶案指出：危险驾驶罪属于行政犯，如果没有特别需要扩张或者限制解释的理由，对概念性法律术语的规定应当与其所依附的行政法规保持一致。小区是居民聚居的生活场所，居住的人数众多，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小区的规模越来越大，小区内车辆通行的路段往往也是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在小区内醉驾对公共安全具有较大的危险性。如果在《道交法》规定之外，另以“是否作为公共路段穿行”作为认定道路的标准，将不利于保障小区内生活的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故对小区道路的认定应当与《道交法》的规定精神保持一致，以是否“允许社会车辆通行”作为判断标准。

无论单位对其管辖范围内的路段、停车场采取的管理方式是收费还是免费、车辆进出是否需要登记，只要允许不特定的社会车辆自由通行，就属于道路。

三、能否将超标电动自行车认定为“机动车”？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指导案例：第894号林某危险驾驶案指出：（1）危险驾驶罪属于行政犯，对“机动车”等概念性法律术语的理解应当与其所对应的行政法规保持一致，不能随意扩大解释；（2）将超标电动自行车作为机动车进行规定和管理存在较多困难：一是当前尚不具备将超标电动自行车规定为机动车的现实条件；二是将超标电动自行车作为机动车进行管理难度较大，且超标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上行驶存在较大安全隐患；（3）公众普遍认为超标电动自行车不属于机动车，此类醉酒驾驶或者追逐竞驶的行为人往往不具有相关违法性认识；（4）将醉驾超标车等行为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打击面过大，社会效果不好。

四、醉酒后在道路上挪动车位的行为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指导案例：第895号唐某彬危险驾驶案指出：（1）行为人只要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即具有法律拟制的危险性，符合危险驾驶罪的客观要件；（2）行为人明知自己饮酒仍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具有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故意；（3）对于为挪动车位而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且行驶距离较短、速度较慢、未发生严重后果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4）如果发生致人轻伤以上的交通事故，一般不宜认为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但结合具体案情，行为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和赔偿情况，为体现从宽处罚精神，可以对被告人适用缓刑。

五、如何认定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中的犯罪情节轻微？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指导案例：第896号吴某明危险驾驶案指出：审判实践中，可以尝试从醉驾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入手，以“定性+定量”的方式明确以下区分原则：

一是对于没有发生交通事故，行为人认罪、悔罪，且无其他法定或者酌定从轻、从重处罚情节的，一般可以认定为醉驾情节较轻；对于虽然发生交通事故，但只造成轻微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且被告人积极赔偿取得谅解，无其他从重处罚情节的，也可以认定为醉驾情节较轻；对于既有从轻处罚情节又有从重处罚情节的，是否整体上认定为醉驾情节较轻，应当从严掌握。根据《刑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对醉驾情节较轻的，依法可以适用缓刑。

二是犯罪情节轻微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的，除不低于缓刑的适用条件外，还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被告人无从重处罚情节，原则上没有发生交通事故，即便发生交通事故，也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或者轻微人身伤害，且被告人积极赔偿，取得被害人谅解；（2）至少具备一项法定或者酌定从宽处罚情节，如自首、坦白、立功、自动停止醉驾等；（3）醉酒程度一般，血液酒精含量在160毫克/100毫升以下；（4）有符合情理的醉驾理由，如为救治病人而醉驾、在休息较长时间后误以为醒酒而醉驾、为挪动车位而短距离醉驾等。

三是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可以不认为是犯罪的，除不低于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条件外，在“量”上应当更加严格把握，要求同时具备：（1）没有发生交通事故或者仅造成特别轻微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害；（2）血液酒精含量在100毫克/100毫升以下；（3）醉驾的时间和距离极短，根据一般人的经验判断，几乎没有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

六、醉驾型危险驾驶犯罪案件中有哪些量刑情节？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指导案例：第898号罗某智危险驾驶案指出：可以着重考虑以下两个方面：

（一）考察醉酒驾驶的危险程度：（1）行为人是否造成现实的危害，即是否发生交通事故及事故的严重程度，具体包括财产损失和人员受伤情况。（2）行为人案发时的驾驶能力如何，主要以血液酒精含量为判断标准。（3）行为人是否实施了严重违反《道交法》的其他行为。（4）醉驾行为是否严重威胁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安全，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后果会特别严重。

（二）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大小，可以从行为人在以下三个阶段的表现来判断：（1）实施醉驾行为前的表现。如是否曾因酒后驾驶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是否有多次严重违反《道交法》的行为，是否不顾他人劝阻坚持醉驾；是否故意遮挡、污损或者不按照规定安装号牌，或者明知是伪造、变造或者其他机动车号牌而使用等。（2）被查获时的表现，是配合公安机关依法执行检查，还是实施了当场饮酒、锁车门不下车、抵制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或者抗拒抽血检验等不配合检查，甚至冲卡逃避检查、暴力抗拒检查的行为；发生交通事故的，是否积极救援伤者，主动打电话报警，或者明知他人报警而在现场等候警方处理等。（3）归案后的认罪悔罪态度。如是否如实供述罪行，当庭表示认罪；是否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的谅解。

七、醉酒驾驶机动车致使本人重伤的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指导案例：第900号郑某巧危险驾驶案指出：犯罪是对他人法益的侵害，一般情况下自损行为不构成犯罪（对生命权的处分除外），除非这种自损行为危及国家和公共安全。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的“致一人以上重伤”中的“人”不应当包括本人，且对致本人重伤的行为定罪有违社会一般人的观念。

八、醉酒驾驶并抗拒检查的是否应以危险驾驶罪和妨害公务罪数罪并罚?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指导案例：第901号于某危险驾驶、妨害公务案指出：（1）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不适用危险驾驶罪从一重罪处罚的规定；（2）醉酒驾驶并抗拒检查的行为在刑法上应当评价为两个独立的行为，而非一个行为；（3）醉酒驾驶并抗拒检查，符合数罪构成要件的，应当数罪并罚。

九、醉驾逃逸后找人“顶包”，并指使他人提供虚假证言，导致无法及时检验血液酒精含量的案件，如何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指导案例：第904号孔某危险驾驶案指出：行为人酒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因逃逸而无法及时检验其驾驶时的血液酒精含量，但根据其他间接证据能够认定其驾车时已处于醉酒状态的，可以认定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同时，对其在肇事后实施的妨害作证行为可以单独评价为妨害作证罪，以危险驾驶罪、妨害作证罪数罪并罚，但在公诉机关未指控妨害作证犯罪事实及罪名的情况下，二审法院不宜径行改判孔某的行为构成妨害作证罪。

十、对酒后驾驶造成重大伤亡的案件，如何区分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指导案例：第909号杜某交通肇事案指出：被告人杜某中午饮酒后并没有立即开车，而是休息到当天17时左右才开车，开车撞人后没有继续驾车冲撞，而是立即采取制动措施，表明其对可能发生的危害后果持轻信能够避免的过失心态，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

（一）被告人杜某在主观上系过于自信的过失，而非间接故意：（1）杜某为避免危害后果发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杜某饮酒后并未立即开车，而是休息数小时后才开车，表明其已经认识到酒后开车对公共安全有较大的危险，并为避免发生这种危险而采取了一定的措施。虽然这项措施客观上没有完全消除醉酒状态，但反映出行为人主观上既不希望也不放任危害后果发生的心态。（2）当杜某意识到其驾驶的汽车撞人后立即采取了制动措施，并下车查看情况，发现确实撞到人后立即报警，表明其并非不顾危害结果的发生，而是对危害后果的发生持反对、否定的态度。（3）杜某的行车速度比较正常。

（二）被告人杜某在客观上仅实施了一次撞击的行为，行为人对其造成的后果持反对、否定的可能性大，故倾向认定为交通肇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