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为健全司法权运行机制、完善刑事诉讼程序作出的重要部署。审判中心主义意味着整个诉讼制度和活动围绕审判而建构和展开，审判阶段对案件的调查包括对鉴定意见的调查均具有实质化的特征，这也对法医鉴定受理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除了遵循《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中关于鉴定的程序要求外，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提升和完善：

一、法医鉴定受理制度的程序保障

1.鉴定程序必须符合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指出“办案机关和诉讼参与人都要围绕庭审开展诉讼活动，做到诉讼资源向庭审集中，办案时间向庭审倾斜，办案标准向法庭看齐”，可见法医鉴定的鉴定过程也必须向法庭看齐，这就要求鉴定的提请、决定与委托、受理、实施等各个环节上必须符合诉讼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从程序上保证鉴定意见的合法性。

2.检验材料必须真实可靠。法医鉴定属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工作，其鉴定大多需依据CT、X光片及一些化验、检验等各项检查结果，而该些材料大多是委托人提供的，委托人需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但鉴定人也具有审核的义务，故对检材来源合法性证明均需要相关的证据予以支持或应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鉴定机构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3.鉴定人员必须出庭质证。鉴定人出庭作证，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落实直接言词原则,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审判的实质公开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让人看得见的方式实现”。鉴定人出庭作证就是以一种让人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正义的途径。鉴定人在出具鉴定意见时，就要作好出庭作证的准备，接受控辩双方的质问，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回答庭审中各方提出的异议，故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倒逼鉴定意见质量的提升，让鉴定人真正对鉴定意见负责，最终实现实体正义。

二、完善法医鉴定受理制度的应对策略

法医鉴定意见的科学有效性要求我们既要尊重客观事实全面收集鉴定材料，实事求是的全面鉴定，又要看到其作为对专门性问题“判断性意见”的主观色彩，充分考虑影响其证据价值不确定性的各种因素，从而进一步完善受理制度，有效防范冤假错案。

1.真正落实法医鉴定案就诊实名制。就诊实名制是从源头上保证伤势鉴定真实性的主要措施。由于现今医患矛盾较为突出，要求医院对每一名患者在就医和检查时均需核对身份，必然会大幅增加医院的运营压力，加剧医患矛盾，短期内全面实施的难度极大。但考虑到司法鉴定的特殊性，且需司法鉴定的就诊人员占医院就诊的比例相对较小，故建议司法部、卫生部应尽快联合出台规定，要求用于司法鉴定的就诊记录、检查报告、病历等，医生必须认真核对患者身份，并在相关病历或检验报告上加盖“已核对患者身份”的印章，明确司法鉴定部门对未加盖核对身份印章的医学检验材料不得作为鉴定的依据，从而从制度上保证被害人提供的鉴定材料的真实性。  

2.细致审核被鉴定方提供的材料。无论是2007年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还是2016年新修订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均要求“委托人委托鉴定的，应当向司法鉴定机构提供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并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由于委托材料的真实与否直接关系到鉴定意见的准确性，而对该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的主要是委托人。在普通的故意伤害案件中，公安办案部门作为委托人一般只是代为向鉴定部门转交被害人提供的病历、检验材料等，事实上很难保证提供的鉴定材料完全真实充分。故委托人在接受相关材料时要认真审核该些材料的来源及是否存在涂改、是否系原件，如系复印件的是否与原件核对一致等情况，并可要求提供者签订保证提供鉴定的材料完全真实、不存在伪造、冒名等情况的声明，并在声明中表示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声明，从而在程序上保证材料的真实性。

3.认真审核委托人提供的检验材料。《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规定：“鉴定机构发现鉴定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或者取得方式不合法的，不得受理鉴定委托”。在涉及法医鉴定的案件中，在判定病历记载、检查报告是否真实、完整，法医鉴定人员都是最核心的要素。如果法医鉴定人员在工作中抱着不负责任的态度，运用不科学的检验方法，使用不充分的证据资料，检材的审核不仔细、未仔细对被鉴定者的活体同检查报告、病历进行认真的比对分析等，必然加大鉴定意见出错的机率。如在发现疑点后需要对被害人的人身进行再次检查，被害人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的，应不予以鉴定或出具根据现有材料无法鉴定的意见。

4、充分注重听取律师的意见和建议。2015年9月，两高三部联合出台了《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均要求在侦查、起诉、审判等各环节均要充分注重和听取律师意见，而因法医鉴定的结果贯穿刑事诉讼的全过程。故法医鉴定时也应注重并充分听取当事人双方律师对提供的送检材料是否真实、与鉴定的事实是否具有关联性、是否应纳入鉴定材料范围等提出相关意见，以进一步查证送检材料本身的真实性及其与案件事实联系的客观性，真正做到“兼听则明”。听取律师意见制度的全面贯彻，有利于发现委托人提供的材料中存在的瑕疵或不真实、不完整等情况，从而有效避免鉴定过程中走“弯路”的情况，对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合法权利以及保证鉴定部门全面、客观的进行法医鉴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逐步扩充鉴定意见告知的内容。鉴定意见告知表面上不是受理制度需考量的问题，实质上却直接影响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启动和受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2013年1月1日施行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删除了1999年1月18日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零五条规定中的“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诉讼代理人鉴定结论，可以只告知其结论部分，不告知鉴定过程等其他内容。”“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这一修改显然表明只告知鉴定意见的结论部分似有不妥，事实上只告知鉴定的结论部分，相应的被告知人一般也无法有针对性的提出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的申请。现行的司法实践并未随着告知规定的变更而发生告知内容的变化，仍沿袭只告知鉴定结论部分的做法，故有必要出台司法解释逐步扩大告知的范围，将鉴定过程、鉴定依据、分析说明等情况一并告知，以充分保证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或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诉讼代理人提出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申请的权利。

6.全面构建鉴定人员出庭应诉机制。《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一规定对于保障鉴定意见的真实合法性及提高诉讼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法医鉴定意见属于证据之一，而任何证据只有经过法庭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鉴定人员出庭作证可以看作是鉴定工作的进一步延伸，在法庭上将鉴定意见得出的基本过程及依据逐一向审判人员陈述，接受诉讼双方的“交叉询问”，充分解答质证者的质疑，让法庭进一步查明检材的来源、取得、保管、送检和鉴定程序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鉴定的过程和方法是否符合相关专业的规范要求，鉴定意见与案件待证事实有无关联等情况，从而有效避免因鉴定意见错误而导致的冤假错案的发生。另外，鉴定人员出庭接受作证，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提高鉴定人员的业务技能与综合素质，避免“暗箱操作”鉴定事项的发生，从而进一步促进鉴定意见质量的提升。

科学鉴定是司法证据制度的技术基础，也是审判中心主义下保障司法公正的关键要素。通过对法医鉴定的受理环节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和完善，将可有效促进法医鉴定意见的公正性、客观性及正确性，从而有效保证每一份鉴定意见均能经得起庭审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