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司法观点集

转自：法影斑斓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刑事卷》

主编：何帆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第1139点
——受贿罪财物的范围

关键词 | 财物财产性利益 |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6年4月18日，法释〔2016〕9号）：

第十二条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等。后者的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相关著述】

裴显鼎、苗有水、刘为波、王珅：《〈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16年第19期：

《解释》第12条对贿赂犯罪的对象范围和财产性利益的具体认定作出了规定。该规定主要借鉴了2008年“两高”《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条的规定，即：“商业贿赂中的财物，既包括金钱和实物，也包括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如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券）、旅游费用等。具体数额以实际支付的资费为准。”除文字调整之外，《解释》将财产性利益作了进一步的归类细分，明确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和需要支付货币才能获得的其他利益两种。前者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其本质上是一种物质利益。后者如会员服务、旅游，就其性质而言不属于物质利益，但由于取得这种利益需要支付相应的货币对价，故应当在法律上视同为财产性利益。

实践中提供或者接受后者利益主要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行贿人支付货币购买后转送给受贿人消费；二是行贿人将在社会上作为商品销售的自有利益免费提供给受贿人消费。两种情形实质相同，均应纳入贿赂犯罪处理，但因表现形式不同有可能导致第二种情形数额认定上的意见分歧，故《解释》同时明确：“后者的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第1140点
——多次受贿的数额计算

关键词 | 多次受贿 | 多次收受 | 累计计算 |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6年4月18日，法释〔2016〕9号）：

第十五条对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累计计算受贿数额。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受请托之前收受的财物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当一并计入受贿数额。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相关著述】

裴显鼎、苗有水、刘为波、王珅：《〈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16年第19期：

受贿案件往往涉及多笔受贿事实，受贿数额的认定特别是小额贿款、历史性收受的款物是否累计计算，实践中存在意见分歧。为此，《解释》第15条对受贿犯罪的数额计算作出了规定。

第1款主要针对的是小额贿款的计算问题。《解释》明确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累计计算受贿数额，主要借鉴了刑法对于多次贪污的数额计算规定。这里的未经处理，既包括达到定罪标准未受处理，也包括未达到定罪标准未受处理。受贿人多次收受小额贿款，虽每次均未达到《解释》规定的定罪标准，但多次累计后达到定罪标准的，也应当依法定罪处罚。这里的处理包括刑事处罚和党纪、行政处分，已经受过处理的原则上不再累计。

第2款针对的是行贿人长期连续给予受贿人超出正常人情往来范围的财物，收受财物与具体请托事项不能一一对应情况下受贿数额如何计算的问题。我们认为，行贿人长期连续给予受贿人财物，且超出正常人情往来，期间只要发生过具体请托事项，则可以把这些连续收受的财物视为一个整体行为，全额认定受贿数额。适用本款规定时要注意多次收受财物之间应具有连续性，这是得以在法律上将收受财物与谋利事项建立联系进而将之作为整体受贿行为对待的事实基础。起草过程中有意见指出，规定中的“一万元以上”是否限于单笔收受在一万元以上需进一步明确。

经研究，能否认定受贿的关键不在于单笔金额的大小，而在于收受时是否与具体职务行为相关。能够证明与具体请托或者谋利事项相关且数额超过一万元的，不管是单笔还是多笔累计，都应一并计入受贿数额。另有意见提出，受请托之前收受财物的数额累计不足一万元，但有其他受贿事实的，是否需要按照第1款的规定计入受贿数额？我们认为，第2款解决的是受贿事实的认定问题；第1款解决的是受贿数额的计算问题，以受贿事实业已确定为前提。未达到第2款规定的一万元数额标准的，意味着性质上不属于受贿，故不宜计入受贿数额。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第1141点
——贪污、受贿犯罪故意的认定

关键词 | 贪污故意 | 受贿故意 | 赃款赃物 | 公务支出 | 社会捐赠 |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6年4月18日，法释〔2016〕9号）：

第十六条国家工作人员出于贪污、受贿的故意，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收受他人财物之后，将赃款赃物用于单位公务支出或者社会捐赠的，不影响贪污罪、受贿罪的认定，但量刑时可以酌情考虑。

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相关著述】

裴显鼎、苗有水、刘为波、王珅：《〈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16年第19期：

《解释》第16条明确了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两个与贪污、受贿故意认定相关的问题的具体处理意见。一是赃款赃物去向与贪污、受贿故意的认定关系问题。《解释》明确，只要基于个人非法所有为目的而实施贪污、受贿行为，不管事后赃款赃物的去向如何，均不影响贪污、受贿罪的认定。该规定的道理在于，贪污、受贿犯罪既已实施完毕，赃款赃物的事后处分不影响刑事定罪。适用本规定时需要注意以下三点：

一是赃款赃物的具体去向，在一些情形下特别是用于公务支出的情形下与贪污、受贿故意的认定是存在关联的，这也是《解释》强调只有当贪污、受贿故意得以认定时，用于公务支出或者社会捐赠才不影响定罪的原因所在。对于行为时犯罪故意不明确或者不能证明存在贪污或者个人受贿故意的，则应根据案件事实并结合赃款赃物具体去向实事求是地加以认定。

二是对于赃款赃物用于公务支出或者社会捐赠的，量刑时应予酌情考虑。

三是国家工作人员办事、“身边人”收钱行为的刑事定罪问题。本着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此行为能否认定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犯罪，关键看其对收钱一事是否知情及知情后的态度。为此，《解释》明确，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

适用本规定时需要注意以下四点：

一是此情形以国家工作人员接受特定关系人转请托为前提，特定关系人未将转请托事项告知国家工作人员的，不适用本规定。

二是不同于刑法在影响力贿赂犯罪中规定的关系密切的人，对于特定关系人的认定范围，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从严掌握，即特定关系人仅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三是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强调的是主观故意的判断，因赃款赃物被特定关系人挥霍等，知道时确实已经不具备退还或者上交的客观条件的，则应当有所区别，慎重适用。

四是影响力贿赂犯罪以国家工作人员不构成受贿罪为前提，在认定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的情况下，相关行受贿犯罪的罪名适用应当保持协调一致，对特定关系人不得另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处理，对行贿人也不得以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第1142点
——受贿后，部分赃款交存于国有单位，后大部分用于公务支出，能否认定为及时上交，不以受贿论处

关键词 | 受贿罪及时上交 |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性案例】

《刑事审判参考》2015年第5集（总第106集）：

毋保良受贿案（《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1149号）
裁判摘要：行为人出于受贿故意，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后，部分赃款交存于国有单位，后大部分用于公务支出，仍以受贿论处。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以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为标准，对司法解释的理解和适用亦应遵循该原则，与立法本意一致而不能随意脱离、相悖。受贿罪作为故意犯罪，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实际索取、收受他人财物的，即应认定为受贿既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九条第一款“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的规定，是针对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没有受贿故意，但客观上收受了他人财物，并及时退还或者上交，并非针对受贿既遂后退还或者上交的情形。该款明确表述为“收受请托人财物后”，而非第二款表述的“受贿后”，并强调“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索贿情形被排除在外即为此意。第二款所明确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的行为，与第一款规定的行为性质迥异，旨在避免第一款在司法实践中被错用、滥用，不能错误理解为行为人受贿后，在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査处前，主动上交、退还的，视为第一款规定的不构成受贿的及时退交。

受贿后将款物交存主要用于公共支出，系受贿犯罪既遂后对赃款、赃物的处置，属自由行使处分权的范畴，不影响受贿犯罪的性质及故意犯罪完成形态的认定，仅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因为贪污、受贿犯罪既已实施完毕，赃款赃物的事后处分不影响刑事定罪。对赃款赃物去向与贪污、受贿故意的认定关系问题，《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进一步明确:“国家工作人员出于贪污、受贿的故意，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收受他人财物之后，将赃款赃物用于单位公务支出或者社会捐赠的，不影响贪污罪、受贿罪的认定，但量刑时可以酌情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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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第1143点
——受贿犯罪同时构成渎职犯罪的处理

关键词 | 受贿罪 | 渎职犯罪 |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6年4月18日，法释〔2016〕9号）：

第十七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时构成受贿罪和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以受贿罪和渎职犯罪数罪并罚。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相关著述】

裴显鼎、苗有水、刘为波、王珅：《〈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16年第19期：

受贿犯罪当中，受贿人往往在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时存在渎职行为。在受贿行为和渎职行为均构成犯罪的情况下，是择一重罪处罚还是实行数罪并罚，理论上长期存在意见分歧。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刑法分则第九章渎职犯罪并收受贿赂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应当实行数罪并罚。但是，此前于2010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实施刑法分则第三章渎职犯罪并收受贿赂的，择一重罪处理。两者性质相同，但意见相左，影响到了司法处理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为协调并整合两个司法文件规定，《解释》第17条明确，不管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是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和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均应当以受贿罪和渎职犯罪实行数罪并罚。

《解释》持并罚立场，主要有以下三点考虑：一是牵连犯择一重罪处理的理论观点，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不乏数罪并罚的规定；二是成立受贿犯罪不以实际为他人谋取利益、更不以渎职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为条件，受贿与渎职相对独立，实行并罚不存在明显的重复评价问题；三是数罪并罚有利于从严惩处此类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第1144点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

关键词 | 受贿罪 | 职务便利 | 为他人谋取利益 |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6年4月18日，法释〔2016〕9号）：

第十三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一)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
(二)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
(三)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
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相关著述】

裴显鼎、苗有水、刘为波、王珅：《〈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16年第19期：

《解释》第13条第1款明确了三种应当认定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形。第（1）项规定明确，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即可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着手为他人谋取利益以及为他人谋利事项是否既已完成均在所不问，既不影响定罪也不影响既遂的认定。本项内容来源于《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称《纪要》）的规定，即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只要实施其一即可认定。

第（2）项规定同样来源于《纪要》内容。《纪要》规定，“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本项规定的要点在于具体请托事项，只要收受财物与职务相关的具体请托事项建立起关联，即应以受贿犯罪处理。具体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行贿人告知受贿人具体请托事项，或者受贿人基于客观情况能够判断出行贿人有请托事项，受贿人收受对方财物的，虽然尚未实施具体谋取利益行为，也应认定为受贿人为他人谋取利益；二是受贿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行贿人的具体请托事项，但并不想具体实施为对方谋取利益的行为，此种情形同样属于基于具体职务行为的权钱交易行为，公职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同样受到侵害，故也应认定为受贿人为他人谋取利益。

第（3）项是针对事后受贿作出的新规定。履行职责时没有受贿故意，双方亦未就请托事项进行意思沟通，但在履行职责后收取他人财物的，只要收受财物与其先前职务行为存在关联，其收受财物的行为同样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起草过程中有意见提出，本项规定突破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字面涵义。《解释》保留该项规定，其主要考虑是：事前受贿和事后受贿没有实质不同，关键在于收受财物与具体职务行为有无关联，而不在于何者为因何者为果，也不在于时间先后。适用本项规定时需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是根据此前司法解释等文件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离职、退休后收受财物，认定受贿需以离职、退休之前即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存续期间有事先约定为条件。本项规定同样受此约束，不能认为本项规定修改了此前文件的规定。二是事后的时间间隔没有限制，但收受财物与履职事项之间应存在实质关联。

第2款规定的是受贿犯罪与“感情投资”的界限划分问题。在刑法没有规定赠贿、收受礼金方面犯罪的情况下，受贿犯罪谋利要件的认定需要把握住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纪要》确立的具体请托事项。鉴于此，纯粹的感情投资不能以受贿犯罪处理。同时，对于日常意义上的“感情投资”，又有必要在法律上作进一步区分：一种是与行为人的职务无关的感情投资；另一种是与行为人职务行为有着具体关联的所谓的“感情投资”。对于后者，由于双方在职务活动中日常而紧密的关系，谋利事项要么已经通过具体的职务行为得以实现，要么可以推断出给付金钱有对对方职务行为施加影响的意图，这种情况下只要能够排除正常人情往来的，同样应认定为受贿。

基于这一理解，《解释》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其中，“价值三万元以上”是为了便于实践掌握而对非正常人情往来作出的量化规定。该款规定充分考虑了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违纪收受礼金规定的衔接，将收受财物的对象限制在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并加以金额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限制，较好地区分了受贿犯罪与正常人情往来以及违纪行为的政策法律界限。具体适用本款规定时，要注意把“价值三万元以上”和“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结合起来作整体理解：一方面，“价值三万元以上”可以累计计算，而不以单笔为限；另一方面，对于确实属于正常人情往来、不影响职权行使的部分，不宜计入受贿数额。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第1145点
——受贿罪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形式

关键词 | 借款 | 股票受贿 | 收受干股 | 索取财物 | 非法收受财物 |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8年11月20日，法发〔2008〕33号）：

四、医疗机构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在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采购活动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销售方财物，或者非法收受销售方财物，为销售方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385条的规定，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医疗机构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163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医疗机构中的医务人员，利用开处方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销售方财物，为医药产品销售方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163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五、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在教材、教具、校服或者其他物品的采购等活动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销售方财物，或者非法收受销售方财物，为销售方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385条的规定，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163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教师，利用教学活动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教材、教具、校服或者其他物品销售方财物，为教材、教具、校服或者其他物品销售方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163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六、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竞争性谈判采购中谈判小组、询价采购中询价小组的组成人员，在招标、政府采购等事项的评标或者采购活动中，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163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竞争性谈判采购中谈判小组、询价采购中询价小组中国家机关或者其他国有单位的代表有前款行为的，依照刑法第385条的规定，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7年7月8日，法发〔2007〕22号）：

二、关于收受干股问题

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贿论处。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

三、关于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为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额。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的，以受贿论处。

四、关于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或者虽然实际出资，但获取“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前一情形，以“收益”额计算；后一情形，以“收益”额与出资应得收益额的差额计算。

《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2003年11月13日，法〔2003〕167号）：

(六)以借款为名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财物行为的认定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借为名向他人索取财物，或者非法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受贿。具体认定时，不能仅仅看是否有书面借款手续，应当根据以下因素综合判定：(1)有无正当、合理的借款事由；(2)款项的去向；(3)双方平时关系如何、有无经济往来；(4)出借方是否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谋取利益；(5)借款后是否有归还的意思表示及行为；(6)是否有归还的能力；(7)未归还的原因；等等。

(七)涉及股票受贿案件的认定

在办理涉及股票的受贿案件时，应当注意：(1)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股票，没有支付股本金，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受贿罪的，其受贿数额按照收受股票时的实际价格计算。(2)行为人支付股本金而购买较有可能升值的股票，由于不是无偿收受请托人财物，不以受贿罪论处。(3)股票已上市且已升值，行为人仅支付股本金，其“购买”股票时的实际价格与股本金的差价部分应认定为受贿。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年第9期(总第215期)：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诉丁利康受贿案（判决时间：2013年5月17日，二审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摘要：国有医疗机构中，从事医疗数据统计、传输、维护等信息管理工作的事业编制人员，其统计、传输、维护的信息和数据系国有医疗机构对医疗业务进行管理、监督、决策的重要依据，属于医保信息，工作内容具有公务性质，该人员系国有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该类人员利用从事信息管理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医药营销人员财物，向其提供本医疗机构药品使用情况统计数据等信息，为相关药品生产、销售企业以不正当手段销售药品提供便利的行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第3期(总第89期)：

济南市人民检察院诉王怀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裁定时间：2004年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复核)

裁判摘要：被告人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具有多次索贿的法定从重处罚情节，且为逃避法律制裁，在有关部门查处其涉嫌经济犯罪期间，仍继续向他人索贿，将索取的巨额贿赂用于企图阻止有关部门对其经济犯罪问题的查处，受贿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被告人王怀忠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人民币275万元，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币230万元、澳币1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5171万元，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王怀忠的财产和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本人对价值人民币480581103万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其行为已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王怀忠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具有多次索贿的法定从重处罚情节。更为恶劣的是，王怀忠为逃避法律制裁，在有关部门查处其涉嫌经济犯罪期间，仍继续向他人索贿，且将索取的巨额贿赂用于企图阻止有关部门对其经济犯罪问题的查处，受贿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在法院审理期间，王怀忠检举他人犯罪，经有关部门查证，其检举或者无时间、地点等具体情节，不具备立案查证条件，或者所涉人员在王怀忠检举之前已经被举报、查处，或者不构成犯罪，王怀忠的行为不符合《刑法》第68条第1款关于立功的规定，不具有法定的从轻处罚情节。在一审期间，王怀忠拒不认罪；二审期间，王怀忠对其所犯大部分罪行予以供认，但对有确凿证据证明的其他犯罪事实仍予以否认，不足以从轻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4期(总第60期)：

广东省湛江市人民检察院诉曹秀康受贿案(裁定时间：1999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复核)

判决要旨：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并为其谋取非法利益，构成受贿罪。行为人收受财物数额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予严惩。
关于上诉人曹秀康及其辩护律师提出的第一点上诉理由，经查，曹秀康是因涉嫌受贿被检察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如实交代了本人的犯罪事实。这种行为属于认罪态度好，并非《刑法》规定的自首行为。第二点上诉理由，经查，在曹秀康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其妻曾将部分款、物交给侦查机关，称这是曹秀康拿回家中的，来源不清楚。这些款、物，起诉书中没有涉及，公诉机关也未移送，一审判决对此作处理，是正确的。第三点上诉理由，经查，1998年4月，湛江市湛兴实业公司经理林柏青和董事长杨衢青曾到曹秀康的办公室，将以“少报多进”的手段走私进口小麦、油菜籽的打算告诉了曹，请曹在货物入境后给予放行，并明确表示事成后送给其200万元人民币。曹秀康向他们明确表示了不会去查处他们的走私犯罪活动。林柏青、杨衢青走私成功后，曹秀康收受了他们贿送的人民币200万元。该事实证据俱在，曹秀康辩称林柏青、杨衢青的走私活动是在其不知道的情况下完成的，显系推卸罪责。第四点上诉理由，经查，海关总署在〔1997〕235号文中对36个集装箱的车身总成的处理意见是没收，而曹秀康却作罚款处理，并未按海关总署的批文办理。第五点上诉理由，经查不属实。曹秀康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曹秀康在任湛江海关关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收受走私分子的财物，并为走私分子谋取非法利益，使国家关税受到巨额损失，其行为已构成《刑法》第385条第1款规定的受贿罪。曹秀康受贿数额巨大，在其影响下，湛江海关相关相当一部分干部参与走私放私犯罪，给国家造成的关税损失无法估算，其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依照《刑法》第386条的规定，对曹秀康的犯罪行为应当依照《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1)项、第57条第1款的规定予以严惩。曹秀康犯罪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依照《刑法》第64条的规定予以追缴。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第1146点
——以欺骗方式主动让行贿人交付财物的，如何定性

关键词 | 受贿罪 | 欺骗方式索贿 |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性案例】

《刑事审判参考》2015年第5集(总第106集)：

吴六徕受贿案(《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1147号)：

裁判摘要：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向行贿人施加压力进而索要财物，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属于索贿。

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受贿罪的行为方式分为“索取他人财物”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两种，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又规定“索贿的从重处罚”。“索贿”即是指“索取他人财物”。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未对“索贿”或“索取他人财物”的含义作出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可以按照上述用语的通常含义来认定索贿。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的解释，索取即“向人要（钱或东西）”，索贿即“索取贿赂”。可见，只要行为人主动向他人索要财物，即属于“索取他人财物”，“索贿”只是刑法对“索取他人财物”的简便表述，二者含义相同。因此，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索贿关键看其是否主动要求对方交付财物作为对价。

其次，对索贿行为必须结合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犯罪的背景准确定性。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向行贿人施加压力进而索要财物，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属于索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