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万春、缐杰、卢宇蓉、杨建军（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来源：《检察日报》5月23日、24日版，转载刑事实务公号

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要准确把握法律适用标准

　　201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现对《解释》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一、《解释》的制定背景

　　贪污贿赂犯罪滋生各种腐化现象，败坏社会风气，扰乱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严重破坏国家廉政建设，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动摇我国执政根基，社会危害性极大，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反腐败工作，加大惩处腐败犯罪的力度，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反腐败无禁区，“老虎”“苍蝇”一起打。近些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虽然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较大成效，但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实践中，存在许多法律适用问题亟待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下称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有关定罪量刑规定的修改亟须明确适用标准。刑法修正案（九）有关修改主要包括：取消贪污罪、受贿罪定罪和量刑的具体数额标准，突出数额之外其他情节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对贪污罪、受贿罪增设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对贪污罪和贿赂犯罪增设罚金刑;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对行贿罪从宽处罚规定更为严格的适用条件。刑法修正案（九）已于2015年11月1日生效施行，这些新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应该如何理解、把握和具体适用，亟须制定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二是贪污贿赂犯罪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亟须明确处理意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贪污贿赂犯罪呈现出一些新情况和特点，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新的法律适用问题。比如，过去贿赂犯罪的对象主要是金钱和物品，现在出现了各种形式的财产性利益输送，对于给予、收受这些利益的行为能否以贿赂犯罪处理？又如，受贿犯罪，过去主要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直接索取或者收受贿赂，现在一些案件中国家工作人员本人没有收受贿赂，收受贿赂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员，这种情况能否以受贿罪追究该国家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给刑事法网的严密性和刑罚惩治的针对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亟须制定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三是司法实践当中长期存在的一些争议问题亟须统一意见。贪污贿赂犯罪具有其特殊复杂性，理论上和实践中对于一些法律适用问题长期存在意见分歧。比如，作为受贿犯罪的法定要件，“为他人谋取利益”究竟应如何理解，“正常履职后收受感谢费”“感情投资”等能否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又如，实践中经常遇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称自己没有非法占有财物，不构成贪污受贿，因为有关涉案款物均是用于公务支出、社会捐赠等，那么这些情形对于定罪量刑究竟有没有影响？这些问题既关系到法律的统一适用，也关系到依法惩治腐败的实际效果，亟须制定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和解决。

　　鉴于上述情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深入细致的调研基础上，对当前办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较为突出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梳理和筛选研究，广泛征求了立法机关、各级司法机关、专家学者等方面意见，研究制定了《解释》。该解释于2016年3月25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50次会议、2016年3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80次会议通过，2016年4
月18日对外公布，并自同日起施行。

　　二、主要内容及逐条说明

　　《解释》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几个问题：（1）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第1条至第3条）；（2）贪污罪、受贿罪的死刑适用标准及终身监禁的适用原则（第4条）；（3）挪用公款罪、行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等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第5条至第11条）；（4）作为贿赂犯罪对象的“财物”的范围及“财产性利益”的理解和认定（第12条）；（5）受贿犯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理解和认定（第13条）；（6）行贿罪法定从宽处罚情节适用条件的理解（第14条）；（7）受贿犯罪数额的计算（第15条）；（8）贪污罪、受贿罪主观故意的认定（第16条）；（9）受贿犯罪同时构成渎职犯罪的处断原则（第17条）；（10）违法所得的追缴、退赔（第18条）；（11）罚金刑的适用（第19条）。

　　（一）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第1条至第3条）

　　《解释》第1条至第3条分别规定了贪污罪、受贿罪的三档法定刑的具体适用标准。

　　根据这三条规定，贪污罪、受贿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具体数额标准分别是3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上。由于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受贿犯罪除规定了数额标准外，还规定了情节标准，因此，《解释》对贪污罪、受贿罪“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的认定采取了“数额标准＋从重情形”的模式，即贪污受贿犯罪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3万元”“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15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同时具有第1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从重处罚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具有“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

　　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并综合征求意见情况，《解释》一是对贪污罪规定了六种从重处罚情形：（一）贪污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等特定款物的。这是基于犯罪行为特定危害性而提出的，贪污特定款物较一般款物具有更为严重的危害性，一直也是刑事打击的重点。（二）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行政处分的；（三）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这是基于人身危险性考虑，行为人受过处分或者被刑事追究仍不思悔改，说明行为人主观恶性大，需要从严惩治以起到刑罚特殊预防的效果。（四）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行为人犯罪后将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五）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的。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不配合追缴，说明无悔罪表现，造成的经济损失往往难以挽回。（六）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本项是兜底条款。二是关于受贿罪从重处罚情形，除贪污罪规定从重处罚情形的第（二）至（六）项以外，还增加规定了三项，即（一）多次索贿的。“多次”一般是指三次以上，既包括对同一请托人索贿三次以上，也包括对不同请托人，累计三次以上。（二）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受贿者与请托人进行权钱交易，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具有更为严重的危害性，理应从严惩处。（三）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解释》对吏治腐败给予高度关注，因此将违规使用干部作为受贿罪加重处罚的一个情节。

　　关于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还需要说明以下几点：

　　一是《解释》是根据立法授权作出规定。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贪污罪、受贿罪原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标准，代之以“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以及“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因此，《解释》根据立法授权，在经过了广泛调研、征求意见和论证，并征得立法机关同意的基础上，对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予以明确规定。

　　二是《解释》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对有关数额标准作出调整。以起刑点为例，1980年以来，我国贪污受贿犯罪起刑点数额标准曾调整过三次。198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贪污罪、受贿罪立案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是1000元；当时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28元。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对贪污罪、受贿罪规定的起刑点数额标准是2000元；与之对应当时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81元。1997年刑法对贪污罪、受贿罪规定的起刑点数额为5000元，当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60.3元。201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195元，因此，对照以往规定，贪污受贿犯罪的起刑点调整为3万元较符合现实情况。

　　三是《解释》规定各地对贪污受贿犯罪案件执行统一的数额标准。近年来，实践中由于受地域差距等因素的影响，各地对贪污受贿移送追究刑事责任和定罪量刑的标准不尽统一，需要统一规范，一体遵循。《解释》从司法公正出发，对贪污受贿犯罪执行统一的数额标准，既不规定起点刑幅度，也不搞地区差别。

　　四是《解释》体现了“把党纪挺在前面”的精神。惩治腐败在刑罚之前还有党纪、政纪处分，两者之间必须做到相互衔接、相互协调，为党纪、政纪发挥作用留有空间，体现“把党纪挺在前面”的精神。因此，《解释》对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规定，包括将两罪“数额较大”的一般标准由1997年刑法确定的5000元调整至3万元，同时对其他档次的量刑标准也作相应调整。

　　五是实践中应当避免唯数额论和重数额轻情节的错误倾向。《解释》虽然提高了贪污、受贿犯罪的起刑点，但并非对3万元以下的案件一律不追究刑事责任。根据《解释》第1条第二、三款、第2条第二、三款和第3条第二、三款，对于虽未达到相应法定刑数额标准（3万元、20万元、300万元），但具有本解释规定从重情节之一的，应当认为构成犯罪或者提档升格量刑。如对于贪污、受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3万元，同时具有《解释》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383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实践中，应当注意处理好贪污受贿犯罪数额和情节的关系。各地不得擅自提高定罪标准，有案不立；也不得擅自降低标准，不应当立案而立案。对于未达到《解释》规定数额标准的举报线索，也应当依法受理，只要经初查有证据证明达到了标准的，就应当立案。

　　（二）关于死刑、死缓及终身监禁的适用（第4条）

　　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罪、受贿罪的死刑适用主要作了两处调整：一是修改了死刑适用条件，将“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修改为“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二是增加了终身监禁的规定。《解释》第4条根据刑法修正案（九）规定和我国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死刑政策，分三款规定了贪污罪、受贿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般死缓和终身监禁的具体适用。

　　第4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死刑立即执行。即死刑立即执行只适用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换言之，对于极少数罪行特别严重、依法应当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应当坚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第4条第二款规定一般死缓。即对于虽然符合第一款判处死刑适用条件，但具有自首，立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或者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等情节，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换言之，《解释》规定对于符合死刑立即执行条件但同时具有法定从宽等处罚情节，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第4条第三款规定终身监禁的适用。终身监禁，是介于死刑立即执行与一般死缓之间的一种新的死刑执行措施，而不是一个新的刑种。从执行效果来说，它比一般死缓更为严厉。《解释》对终身监禁具体适用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予以了明确：一是明确终身监禁适用的情形，即主要针对那些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过重，判处一般死缓又偏轻的重大贪污受贿罪犯，可以决定终身监禁；二是明确凡决定终身监禁的，在一、二审作出死缓裁判的同时就应当一并作出终身监禁的决定，而不能等到死缓执行期间届满再视情而定，强调终身监禁决定后，就必须“牢底坐穿”，不受执行期间服刑表现的影响。

　　（三）关于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标准的调整（第5条、第6条）

　　《解释》第5条、第6条规定了挪用公款罪的定罪量刑标准。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挪用公款解释》）已颁行18年，有关数额标准的规定明显滞后，有必要调整。由于挪用公款罪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要轻于贪污罪，为防止刑罚“轻重倒挂”，《解释》参照贪污罪有关规定，对挪用公款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相应修改。

　　修改之处主要有三点：一是将各地可以根据本地情况制定具体执行的数额幅度标准修改为全国统一的数额标准，同时适当提高了具体数额标准。如《挪用公款解释》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以挪用5000元至1万元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起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以挪用公款1万元至3万元为数额较大的起点。《解释》调高了上述标准，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的，以3万元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起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超过三个月未还的，以5万元为“数额较大”起点。二是增加规定了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数额巨大”的标准。《挪用公款解释》第3条对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的，仅规定了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起点和“情节严重”，而未对“数额巨大”的标准作出规定。实践中，对于挪用公款罪进行非法活动中“数额巨大”如何适用存在疑问。《解释》对此明确了“300万元以上”的数额标准。三是对挪用公款“情节严重”作了进一步明确。《解释》对“情节严重”的认定采取“纯数额”和“数额+从重情形”的模式，从而使规定更为合理和科学。如《解释》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情节严重”：（一）挪用公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二）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特定款物，数额在5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三）挪用公款不退还，数额在5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四）其他严重的情节。又如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超过三个月未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384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一）挪用公款数额在200万元以上的；（二）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特定款物，数额在100万元以上不满200万元的；（三）挪用公款不退还，数额在100万元以上不满200万元的；（四）其他严重的情节。

　　(四)关于行贿罪定罪量刑标准的规定（第7条至第9条）

　　《解释》第7条、第8条、第9条根据行贿罪的三档法定刑，分别规定了入罪门槛、“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适用标准。由于《解释》对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进行了调整，实践中，如果不对行贿罪的有关数额标准一并进行调整，仍执行2012年“两高”《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行贿解释》）有关标准，那么，司法实践中行贿罪与受贿罪之间则可能出现量刑“轻重倒挂”现象。因此，《解释》修改了《行贿解释》有关规定。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提高了有关数额标准。将行贿罪起刑点由原先的1万元调整为3万元，同时按照五倍比例原则，上调了行贿罪“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中的有关数额标准。例如，将原来规定的“2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100万元以上”调整到“100万元以上不满500万元”“500万元以上”。

　　二是对行贿罪的入罪门槛增设了“数额+情节”的追诉标准。即除规定行贿数额3万元以上的应当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之外，对于行贿1万元以上不满3万元，但具有《解释》规定下列从重情形之一的，也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一）向三人以上行贿的；（二）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三）通过行贿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四）向负有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实施非法活动的；（五）向司法工作人员行贿，影响司法公正的；（六）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主要考虑是一些行贿行为虽然数额不大，但行贿范围广、向特定领域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造成损失大、影响坏，有必要对这些行为予以刑事制裁。这样规定，既与受贿罪的有关规定相一致，也较好解决了“重受贿，轻行贿导致对行贿惩处失之于宽、不利于切断受贿犯罪因果链等问题”。

（五）明确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第10条）

　　《解释》第10条分三款规定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及其单位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为依法从严惩治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的贿赂犯罪，《解释》规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与受贿罪、行贿罪适用相同的定罪量刑标准。其中，第10条第一款规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定罪量刑适用标准，参照本解释关于受贿罪的规定执行。第10条第二款规定，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定罪量刑适用标准，参照本解释关于行贿罪的规定执行。第10条第三款规定，单位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应当以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这里需注意的是，单位实施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问题。根据刑法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犯罪规定，单位能够成为贿赂犯罪主体的罪名除了刑法修正案（九）增加的“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之外，还有刑法第387条单位受贿罪、第391条对单位行贿罪、第393条单位行贿罪、第396条规定的私分国有资产罪和私分罚没财物罪。

　　关于单位犯罪，《解释》之所以只规定了刑法修正案（九）增加的“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一是已有司法解释规定了立案标准。由于刑法第八章贪污贿赂犯罪中大多数单位犯罪只有一档法定刑，且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发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下称《立案标准》）已对单位受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单位行贿罪规定了立案标准。《立案标准》对这些单位犯罪区别于自然人犯罪，规定了较高的标准，目前这些标准仍然有效，应当继续适用。如第391条对单位行贿罪，《立案标准》第6条规定，对单位行贿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1.个人行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单位行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2.个人行贿数额不满10万元、单位行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为谋取非法利益而行贿的；（2）向3个以上单位行贿的；（3）向党政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行贿的；（4）致使国家或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二是案件较少，《解释》作出规定的条件不成熟。刑法分则第八章规定单位实施有关贿赂犯罪中，规定两档法定刑的只有私分国有资产罪和私分罚没财物罪。《立案标准》规定涉嫌私分国有资产、私分罚没财物，累计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六）明确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第11条）

　　《解释》第11条分三款，规定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四个罪名定罪量刑的适用标准。以往司法解释文件中，只有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规定了上述四个罪名的立案追诉标准，没有司法解释对这些罪名的具体量刑，特别是第二档法定刑的适用作出规定。实践中，各地掌握的标准不一，对于能否参照对应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有关标准定罪量刑，以及如何参照适用均不明确。因此，《解释》明确这四个罪名定罪量刑标准按照对应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有关定罪量刑数额标准的一定倍数执行。这里掌握的倍数比例关系，一般是二倍关系，个别情况下是五倍关系。这是因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都只有两档法定刑（该两罪法定刑相同），第一档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二档法定刑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均重于受贿罪、贪污罪的第一档、第二档法定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从量刑均衡考虑，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按照受贿罪、贪污罪对应数额标准的五倍执行，其他数额标准均按照对应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有关数额标准的二倍执行。

　　（七）进一步明确了贿赂犯罪对象范围（第12条）

　　《解释》第12条对贿赂的范围作了明确规定。贿赂犯罪的本质在于：权钱交易。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行贿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便利，向他人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可见，根据刑法规定，贿赂犯罪的对象是“财物”。因此，如何界定贿赂犯罪中的“贿赂”，关键在于对刑法中规定的“财物”应当如何理解和进行解释。这些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贿赂犯罪手段越来越隐蔽。比如，有的行为人通过低买高卖交易的形式收受请托人的好处，有的行为人通过收受干股、合作投资、委托理财、赌博等方式，变相收受请托人的财物。这类贿赂犯罪隐蔽性强，社会危害性大，有必要依法予以惩处。因此，《解释》第12条对什么是“贿赂”，作出了专门的规定。

　　根据《解释》规定，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等。后者的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解释》第12条对贿赂的规定，参考了2008年11月“两高”《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有关规定，对什么是“财产性利益”作了进一步明确。这条规定既是对以往司法解释文件和司法经验的梳理和总结，也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法律制度”的精神和要求，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从严打击贿赂犯罪的呼声。

　　（八）进一步明确“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第13条）

　　《解释》第13条分两款规定了受贿犯罪构成要件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理解和认定问题。

　　第13条第一款列举了三种应当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形，解决了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即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一）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二）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三）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该款规定系根据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下称《纪要》）和实践经验作出。其中，第（一）、（二）项源于《纪要》。根据《纪要》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只要实施其一即可认定。第（一）项核心内容是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即可认定“为他人谋取利益”，至于是否着手为他人谋取利益以及为他人谋利事项是否已完成均在所不问。第（二）项核心内容是明确收受财物与职务相关的具体请托事项有关联的，即应当以受贿处理。第（三）项的核心内容是，明确事后受贿可以构成受贿罪。基于惩治贪腐犯罪的现实需要考虑，事前受贿和事后受贿没有实质不同，均是钱权交易，侵害了公职行为的廉洁性和国家廉政建设制度。根据本款规定，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以及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等情形，都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具体表现形式。不论是否实际为他人谋取了利益，不论事前收受还是事后收受，均不影响受贿犯罪的认定。

　　第13条第二款对一些所谓的“感情投资”提出了明确意见。《解释》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3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实践中，由于此类情况较为复杂，不区别情况，可能会造成打击面过宽。因此，适用时注意两点：一是该款规定强调行为性质是权钱交易，即可能影响职权行使；二是强调财物价值在3万元以上。因此，本款规定体现了刑法从严惩治腐败，划清了贿赂犯罪与正常人情往来、收受礼金违反党纪、政纪行为的界限，为党纪、政纪处理和发挥作用留下了合理空间。

　　（九）明确了行贿罪从宽处罚条件（第14条）

　　《解释》第14条对行贿罪中可以减免处罚的法定情形如何适用作出具体规定。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重打击受贿轻打击行贿”这一突出问题，为加大对行贿罪的处罚力度，从源头上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罪从宽处罚的条件和幅度作了重要调整，对行贿罪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设定了更为严格的适用条件，明确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只有在“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三种情况下才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为了便于司法机关正确掌握、严格适用，《解释》第14条分三款对刑法第390条第二款中的“犯罪较轻”“重大案件”“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等规定的具体适用予以明确。第一款明确规定“犯罪较轻”应当理解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第二款明确规定“重大案件”应当理解为“根据犯罪的事实、情节，已经或者可能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的，或者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的”案件。理由是：将“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和“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作为“犯罪较轻”和“重大案件”的认定标准，符合立法和司法的普遍认识。第三款根据以往司法实践经验并综合征求意见情况，从线索提供、证据收集、追逃追赃等方面列举了“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四种具体情形。即（一）主动交待办案机关未掌握的重大案件线索的；（二）主动交待的犯罪线索不属于重大案件的线索，但该线索对于重大案件侦破有重要作用的；（三）主动交待行贿事实，对于重大案件的证据收集有重要作用的；（四）主动交待行贿事实，对于重大案件的追逃、追赃有重要作用的。

　　（十）明确多次受贿数额计算方法（第15条）

　　《解释》第15条规定了受贿犯罪数额的计算问题。《解释》从两方面对受贿犯罪数额的计算作出了规定。一是针对小额贿赂的问题，本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对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累计计算受贿数额。这里的“处理”，包括刑事处罚和党纪、政纪处分。据此，受贿人多次收受小额贿赂，虽每次均未达到《解释》规定的定罪标准，但多次累计后达到定罪标准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针对收受财物与谋利事项不对应的问题，本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受请托之前收受的财物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应当一并计入受贿数额。据此，对于那些小额不断、多次收受财物的，符合条件的也应当一并追究刑事责任。

　　（十一）贪污、受贿犯罪故意的认定（第16条）

　　《解释》第16条对实践中较为普遍的两种贪污、受贿情形的犯罪故意的认定问题作出了规定。一是赃款赃物去向与贪污、受贿故意的认定关系问题。根据第16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出于贪污、受贿的故意，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收受他人财物之后，将赃款赃物用于单位公务支出或者社会捐赠的，不影响贪污罪、受贿罪的认定，但量刑时可以酌情考虑。因此，只要是非法获取财物的贪污、受贿行为，不管事后赃款赃物的去向如何，即便用于公务支出或者社会捐赠，也不影响贪污、受贿罪的认定，以此堵住贪污、受贿犯罪分子试图逃避刑事追究的后门。二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身边人”收钱行为的刑事责任问题。本着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该行为能否认定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犯罪，关键看其对收钱一事是否知情及知情后的态度。为此，《解释》第16条第二款规定，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根据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这里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十二）受贿犯罪同时构成渎职犯罪的处断原则（第17条）

　　受贿犯罪当中，受贿人往往在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时存在渎职行为。在受贿行为和渎职行为均构成犯罪的情况下，是择一重罪处罚还是实行数罪并罚，认识上长期存在分歧，实践中做法不一。为依法从严惩治此类犯罪行为，《解释》第17条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时构成受贿罪和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以受贿罪和渎职犯罪数罪并罚。

　　（十三）关于涉案赃款赃物处理（第18条）

　　《解释》第18条规定了违法所得的追缴和退赔。本条规定基于三点现实考虑：一是贪污贿赂犯罪逃避经济处罚，隐匿、转移赃物的情况非常严重，影响到反腐败工作的实际效果。二是为落实中央要求，严格执法，加大追赃力度，“决不能让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三是旨在指引各级司法机关摒弃“重办案轻追赃”错误观念，充分认识追赃对惩治腐败、实现公正司法的重要意义。

　　《解释》第18条根据贪污贿赂犯罪特点，结合办案需要，明确了贪污贿赂案件赃款赃物的处理办法：一是对贪污贿赂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依照刑法第64条的规定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二是对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应当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藏匿、转移赃款赃物的，要坚持一追到底的原则，避免出现以刑罚执行替代经济惩处的现象，防止“因罪致富”等不正常情况的出现。

　　（十四）规定罚金刑判处原则（第19条）

　　《解释》第19条规定了贪污贿赂犯罪的罚金刑适用。根据本条规定，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20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50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10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解释》对罚金刑作出专门规定主要考虑有三点：一是体现罚金的惩罚性。贪污贿赂犯罪属于经济犯罪，对贪利型犯罪有效利用罚金刑的惩罚性可以起到比执行自由刑更好的行刑效果，不能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二是确保罚金刑适用的统一性、规范性。由于刑法条文仅规定判处罚金，没有具体适用标准，实践中可能出现各地裁判不一，量刑差距过大。统一规定罚金刑的裁量标准，有利于合理控制自由裁量刑罚幅度，起到规范量刑的作用。三是避免空判，确保罚金刑适用的严肃性。实践中，有的案件忽视了执行的可行性，判决中出现“天价罚金”，但实际无法执行的现象。因此，《解释》综合考虑罪行轻重和可操作性，根据贪污罪、受贿罪法定刑设置，明确了相应罚金刑的适用标准，从而避免罚金刑虚置、空判或者执行不到位。

　　（十五）解释的效力问题（第20条）

　　《解释》第20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这是因为《解释》修改了此前《立案标准》《挪用公款解释》《行贿解释》等多个司法解释文件的有关规定，故特别予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