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互联网金融中，“P2P网络借贷平台”、“股权众筹融资平台”并不是提供信用的主体，而仅仅是传递信息的平台，这样的平台仅仅为投资方和融资方提供信息交互、撮合、资信评估等中介服务，并不吸收公众存款，平台具有信息中介性质，不提供增信服务，坚持平台功能，因而也就不涉及刑事犯罪，其所实施的业务也并非当然的“非法集资犯罪活动”。而此次e租宝事件中，如果钰诚融资租赁公司没有坚持平台功能，而充当信用提供者的角色，不再是投融资双方的中介，而是投资方或融资方的一方主体时，平台所提供的业务才有可能会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严重的可能涉嫌集资诈骗罪或其他金融诈骗类犯罪，而这正是我国法律所禁止的犯罪行为。因此，在具体的互联网金融活动中，相关平台应当避免“非法集资事件”的出现。

2015年最后一个月p2p再次成为舆论焦点，e租宝遭调查，p2p离犯罪到底有多远？

互联网联接你我，不断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金融活动是当今人类社会极其重要的资源配置手段之一，它驱使金钱不断的流动，最大限度的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乃至精神财富，推动社会的发展，改善我们的生活。

互联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传递和分享信息，而金融活动对金融资源的配置也离不开对相关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在这种背景下，互联网与金融宿命般的交融了，所以就有了互联网金融。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各界对互联网金融的业务模式、创新、监管红线等重要议题津津乐道，但却一直苦于缺乏明确的规范指引可供参考，而对于“互联网金融”的刑事法律风险问题也似乎总是围绕着“四条红线”、“P2P网贷”、“非法集资”等个别问题兜来转去。

2015年7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务院法制办、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银发〔2015〕221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可以说，《指导意见》的出台，为我们对“互联网金融”及其刑事法律风险的认识和理解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权威的参考。

借此机会，笔者希望通过对《指导意见》的梳理和解读，结合自己的法律服务经验，就“互联网金融”刑事法律风险的理解和防控，提供一个全新的读本。

一、关于互联网金融

在谈“互联网金融”的刑事法律风险之前，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互联网金融。在这里，笔者将结合《指导意见》，对与互联网金融相关的主要内容做简单的梳理和介绍。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什么是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以下统称从业机构）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互联网与金融的融合，促进了金融创新，提高了金融配置效率，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风险隐患。

2、互联网金融的主体及业务类型

互联网金融的主体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银行、证券、保险等传统金融机构，另一部分则是新兴的互联网企业。就业务类型而言，前者主要依托互联网技术，实现对传统金融业务与服务的转型升级，通过建设创新型互联网平台开展网络银行、网络证券、网络保险等业务；而后者则是通过依法合规设立互联网支付机构、网络借贷平台、股权众筹融资平台等方式来实现对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创新。与此同时，国家也鼓励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之间相互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3、互联网金融的基本业务规则及监管职责划分

该《指导意见》对“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股权众筹融资”等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基本业务规则及监管职责划分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就业务规则而言，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内容：
“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股权众筹融资”等互联网金融业务是为了更好的满足中小微企业和个人的投融资需求，进一步拓展普惠金融的广度和深度。

相关业务的开展应遵守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和监管规定。

相关中介机构平台（如股权众筹融资平台、网络借贷平带）应当坚持平台功能，明确自身的信息中介性质，切实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风险提示义务，建立互联网金额的合格投资者制度，提升投资者保护水平，不得非法集资。

建立有效的风险隔离机制和客户权益保障机制，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妥善保管客户资料和交易信息。

应当采取有效措施识别客户身份，主动监测并报告可疑交易，妥善保护客户资料和交易记录，协助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依法、及时查询、冻结涉案资产，配合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好取证和执行工作。

在监管职责划分上，“互联网支付业务”由人民银行负责监管；“网络借贷业务”和“互联网信托业务”、“互联网消费金融业务”由银监会负责监管；“股权众筹融资业务”和“互联网基金销售业务”由证监会负责监管；“互联网保险业务”由保监会监管。

二、“互联网金融”的刑事法律风险

这里的刑事法律风险主要是指，可能对互联网金融活动及相关金融管理秩序、从业机构和客户的财产权利、社会管理秩序等形成不法侵害、造成严重的损害后果，并引发刑事犯罪，特别是可能会导致从业机构及/或其工作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相关事件（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风险事件”）。主要包括：

1、信息网络安全事件

自互联网诞生以来，信息网络安全就是互联网行业关注的重要问题。不法主体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非法侵入及对系统数据的非法获取及使用，严重损害互联网安全，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根据我国刑法第285条、第286条的相关规定，非法侵入、控制、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行为涉嫌触犯“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罪名。

更重要的是，很多情况下，上述犯罪行为的实施并不意味着犯罪的“终点”，而是为了实施其他犯罪的“手段”和“预备”。根据刑法第287条之规定，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本法相关规定定罪处罚。

当互联网与金融发生深度融合后，上述因信息网络安全事件所引发的刑事法律风险也势必会蔓延至金融领域。此类事件的发生不仅严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而且也会对从业机构及其客户的财产权利、个人隐私、商业秘密造成严重的侵犯和破坏。

根据公开新闻报道，早在2007年，浙江省丽水市人民法院即对两名Q币大盗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和15年，罪名是盗窃罪。该报道显示，嫌疑人通过侵入原单位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方式，非法获取系统内的Q币，并将所窃取的Q币用于出售获利。

在这则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犯罪分子通过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方式，窃取了具有财产属性的虚拟货币Q币。而在互联网金融活动中，客户个人信息及财产信息、从业机构的资金及管理信息、商业秘密等一系列重要信息都是从业机构网络系统中的一组组数据。因此，当不法分子侵入从业机构的信息系统，并大肆获取其中的数据信息时，从业机构及其客户将极有可能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和破坏。

2、流动性风险事件

什么是“流动性风险”？根据银监会2014年1月17日发布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4年第2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三条之规定，“本办法所称流动性风险，是指商业银行无法以合理成本及时获得充足资金，用于偿付到期债务、履行其他支付义务和满足正常业务开展的其他资金需求的风险。”

虽然上述《管理办法》关于“流动性风险”的规定内容只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但其内涵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互联网金融中，从业机构可能面临的“流动性风险”的普遍共性，即“资金链的断裂”。

实践中，引发资金链断裂的原因很多，但并非都会引向刑事犯罪，从刑事法律风险的防范角度出发，应重点关注以下情形：

（1）从业机构及/或其从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挪用、侵占机构资金。这里的资金既包括从业机构的自由资金，也包括存放在从业机构或其控制、管理账户中的客户资金。试想，如果从业机构的相关人员，擅自将具备特定用途的资金予以侵占或挪作他用，从而导致相关资金流失或难以及时“回笼”，则极有可能会引发从业机构出现“资金链断裂”的流动性风险。与此同时，相关从业机构及/或其从业人员的该等行为也涉嫌构成我国刑法所规定的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等犯罪。

（2）非法的“期限错配”。部分中介平台（如“P2P网络借贷平台”、“股权众筹融资平台”）未能恪守自身信息中介的地位，未能坚持自身平台功能，假借平台的名义搞“资金池”，然后对资金池中的资金进行“期限错配”，将相应的资金或拆分、或组合后，再进行对外借贷或投资活动。在此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由于“期限错配”不当或借款对象违约、所投资项目亏损等原因所导致的“资金链断裂”的后果。

在这种非法的“期限错配”活动中，相关从业机构背离了作为信息中介平台的基本立场，其行为属于“不当为而为之”，在这种情况下，相关主体往往会因涉嫌非法集资类犯罪、金融诈骗类犯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而在这些从业机构进行投资、放贷的客户们也往往会因此面临血本无归的苦果。

（3）“庞氏骗局”的出现。所谓的“庞氏骗局”实际就是“拆东墙、补西墙”，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借新还旧”。行为人往往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引诱他人投资，并将后加入者的投资中的相当一部分投资款作为承诺的“回报”支付给先前加入的投资者，如此循环下去，营造一种投资获利的“假象”，直至资金链断裂。

“庞氏骗局”因查尔斯·庞兹而得名，此人是一名意大利投机商，在20世纪初移民美国后，采取上述手段诱骗人们不断向一家子虚乌有的企业投资，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现今，“庞氏骗局”往往出现在非法集资犯罪及传销犯罪之中。

互联网金融虽然为机构及个人的投融资创造了极大的便利，但也不可避免的会为部分不法分子所利用，通过让人眼花缭乱的“业务创新”以及高额的回报对“庞氏骗局”进行包装、美化，并引诱部分缺乏投资经验及风险意识的投资者上当受骗。

3、非法集资事件

在我国，“P2P网络借贷平台”和“股权众筹融资平台”（以下简称“两个平台”）从出现开始就伴随着是否涉及“非法集资”的争议。实践中，平台倒闭、跑路事件也屡见不鲜，有的平台已因涉嫌非法集资犯罪活动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甚至有人认为，这两个平台的业务实际就是“非法集资”，只不过在国家鼓励金融创新的大背景下，监管部门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

在笔者看来，对于上述两个平台的合法性论证，还是应当结合“非法集资犯罪”的本质特征来进行探讨。事实上，我国刑法并没有“非法集资罪”这样的罪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18号），“非法集资犯罪活动”主要是指刑法第176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而常使两个平台陷入合法性争议的，往往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笔者认为，片面的强调资金的“吸收”、“汇集”往往会使我们忽略“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的本质特征，即作为行为对象的资金所具有的“存款”特征。

根据《商业银行法》第三条之规定，“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是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和主要业务，该等业务的经营需报银监会批准方能实施。而商业银行的这种“吸存放贷”的业务模式实际也是银行信用的体现。

由此，如果其他主体（单位或自然人）未经银监会批准，擅自进行“吸存放贷”，则无异于以自身的信用冒充银行的信用，在不具备相应的资金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的情况下，冒然经营银行业务。这样的行为，不仅严重妨害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管理活动，扰乱金融市场管理秩序，也给社会公众的存款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笔者认为，这才是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并构成犯罪的关键所在。

结合以上分析，我们再来看一下两个平台，事实上，无论是早期银监会为P2P网贷平台划定的四条红线，还是《指导意见》对两个平台规定的基本业务规则，都提出了明确平台的信息中介性质，坚持平台功能，不得提供增信服务等要求。这些要求都表明，在互联网金融中，两个平台并不是提供信用的主体，而仅仅是传递信息的平台，这样的平台仅仅为投资方和融资方提供信息交互、撮合、资信评估等中介服务，并不吸收公众存款，因而也就不涉及刑事犯罪。

综上，在笔者看来，两个平台本身并不具有当然的违法性，其所实施的业务也并非当然的“非法集资犯罪活动”。只有当平台不再坚持平台功能时，不再是信息中介，而是信用提供者时，不再是投融资双方的中介，而是投资方或融资方的一方主体时，平台所提供的业务才有可能会涉及“非法集资犯罪活动”，而这正是我国法律所不能容忍的犯罪行为。因此，在具体的互联网金融活动中，相关平台应当避免“非法集资事件”的出现。

4、欺诈投资者事件

社会发展至今，欺诈行为仍然是商业活动中无法根治的顽疾，在金融领域中，欺诈投资者的行为更是屡见不鲜，说句玩笑话，“如果上帝也投资的话，那么欺诈无疑是人神共愤的事情了。”

目前，我国刑法已经针对欺诈投资者的行为规定了多项罪名，比如：刑法第160条规定的“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刑法第161条规定的“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刑法第181条规定的“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罪”等罪名。

与此同时，《指导意见》在涉及“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业务”的规定内容中也强调了诸如“不得误导或欺诈投资者”、“不得通过违规承诺收益方式吸引客户”、“切实履行风险披露义务”等禁止欺诈投资者的要求。

由此可见，“欺诈投资者事件”既是主管部门明令禁止的不法行为，也是从业机构在具体业务开展过程中，应当重点注意并严格杜绝的风险事件。

5、洗钱事件

所谓洗钱，顾名思义，就是将“赃款”洗白，给其蒙上合法的外衣。根据我国刑法第191条关于“洗钱罪”的规定，该类犯罪的主要行为手段几乎均和金融活动相关，主要包括：（1）为犯罪所得及其产生收益提供资金账户的；（2）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的；（3）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4）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可见，利用金融活动进行洗钱往往是犯罪分子的“首选”。

为此，我国专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以预防、遏制洗钱活动及相关犯罪。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仍属于金融，也存在被犯罪分子利用实施洗钱活动的可能性，因此，《指导意见》也就反洗钱事宜对从业机构作出了相应的要求。

由此，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不仅要严格杜绝参与一切涉及洗钱活动的违法、犯罪行为，更要避免被不法分子所利用而掉入为他人洗钱的“陷阱”，同时也要积极建立并落实各项反洗钱制度，依法配合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依法做好取证和执行工作，从而防范、杜绝因洗钱事件所引发的刑事法律风险。

受制于文章篇幅，笔者仅向大家简单介绍以上风险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事件既相互独立，也存在交叉，他们虽然不能涵盖涉及互联网金融刑事法律风险的所有风险点，但均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值得我们大家关注和思考。接下来，笔者将结合互联网金融刑事法律风险的成因，就相关刑事法律风险防控措施向大家做简要的介绍。

三、“互联网金融”的刑事法律风险防控

1、相关风险成因

针对上述风险事件，笔者认为，相关风险成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业机构人员的原因。在包括互联网金融在内的一切社会生产经营活动中，人员始终是最活跃的要素。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从业人员出现问题的时候，往往也是从业机构陷入法律风险漩涡的时候。例如，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获取、买卖客户信息，侵吞单位资产，挪用客户资金等，均可能引发前面列举的法律风险事件。

第二，从业机构自身的原因。从业机构是互联网金融活动的主体，如果从业机构存在违法、违规经营，或者未能及时识别、分析潜在的风险事件，又或者在风险事件出现时未能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则无疑会对从业机构的业务活动造成严重不良影响，更有甚者，会给从业机构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第三，第三方的原因。作为外因，第三方的原因往往会与内因（即来自从业机构及/或其从业人员的原因）相结合，共同导致刑事法律风险事件的发生。以P2P网络借贷平台为例，当平台上的融资方利用平台进行非法集资，而平台未能及时识别，或者有意配合，或者未能向投资人进行合理的信息披露及风险提示的话，则对平台而言，轻则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重则承担刑事责任。

2、相关风险防控措施的建议

针对前述互联网金融的刑事法律风险事件及其成因，结合自己的法律服务经验，笔者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措施，协助从业机构进行刑事风险防控。

第一，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法律培训及警示教育。人们常讲“无知者无畏”，而法制观念的淡薄和侥幸心理的存在也往往是诱发某些从业人员触犯监管红线，引发风险事件的主因。因此，有针对性的对相关从业人员开展法律培训、进行警示教育，对于提高守法意识、引导依法从业，以及防范、杜绝违法行为的发生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协助从业机构建立、完善相关风控制度。

根据《指导意见》，开展互联网金融活动应当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包括“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信息披露、风险提示和合格投资者制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网络与信息安全制度”、“反洗钱和防范金融犯罪制度”等各项制度。
上述各项制度既是监管部门对从业机构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从业机构抵御、防范风险能力的重要风控制度。因此，于情于理、于公于私，从业机构都应当积极建立、完善上述制度。在此过程中，律师可以为从业机构提供相应的法律协助和支持。

第三，起草、审核相关协议、文件。

在具体的业务开展过程中，往往涉及到大量的协议签署及文件发布活动。这些协议、文件既现了从业机构的单位意志，也会对从业机构产生相应的法律拘束力。如果这些文件、协议中存在逾越或疑似逾越监管红线的内容，则势必会置从业机构于危险境地，甚至可能成为对从业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追究刑事责任的理由和根据。

因此，从业机构有必要慎重对待其所签署的协议和发布的文件，必要时应当安排专业法律人士协助开展起草、审核工作，努力确保从业机构的业务活动合法、合规，严格控制法律风险。

第四，针对具体业务事宜开展专项法律分析。

互联网金融鼓励创新，而创新在拓宽金融服务的业务范围、提高服务水平，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隐含着逾越监管的法律风险，很多时候，“创新”本身就意味着冒险。蜘蛛和螃蟹都是八条腿，谁又能保证自己永远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不是第一个吃蜘蛛的人呢？因此，针对具体业务事宜开展相应的法律分析，就潜在的法律风险及业务自身的合规性、合法性进行适当的论证，不但有助于防范法律风险，更有利于互联网金融的业务创新。

第五，对特定风险事件及时开展危机应对工作。

我们不能完全排除特定风险事件的发生。在特定风险事件发生时，从业机构应当及时组建专业团队展开危机应对工作。包括但不限于：（1）协助从业机构查明风险事件的相关事实，明确事件成因及责任主体，依法保全相关证据材料；（2）协助从业机构积极配合主管部门的调查工作；（3）作为从业机构的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积极参与因风险事件引发的诉讼案件，依法提出减免从业机构法律责任的意见和主张，维护从业机构的合法权益，避免风险事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及危害后果的进一步扩大和加重。

以上就是笔者对于互联网金融的刑事法律风险及防范的一些理解和建议，希望可以为互联网金融的从业机构和从业人员提供有益的参考，也希望可以借此搭建起我们大家信任和沟通的桥梁。

来源：金融房地产法律服务

 

 

延伸阅读（点击链接即可阅读）：

1、P2P网贷平台存在非法集资刑事风险

2、非法集资中，如何看待融资者的刑事责任

3、集资红线：最高法、最高检及公安部对非法集资的最新解释

4、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类犯罪的实务认定

5、【裁判要旨】不同集资对象对非法集资定罪与量刑的影响

6、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界限与刑民处分研究

7、19亿，是非法吸储而不是集资诈骗————李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9亿案

8、亿源公司非法集资案，两罪变一罪判处缓刑—姚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经营案

9、经济犯罪中的轻罪辩护：从集资诈骗罪成功辩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附件：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

为解决近年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遇到的问题，依法惩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犯罪，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结合司法实践，现就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关于行政认定的问题

行政部门对于非法集资的性质认定，不是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必经程序。行政部门未对非法集资作出性质认定的，不影响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案件事实的性质，对于案情复杂、性质认定疑难的案件，可参考有关部门的认定意见，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性质认定。
　　
二、关于“向社会公开宣传”的认定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中的“向社会公开宣传”，包括以各种途径向社会公众传播吸收资金的信息，以及明知吸收资金的信息向社会公众扩散而予以放任等情形。

三、关于“社会公众”的认定问题

下列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

（一）在向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吸收资金的过程中，明知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而予以放任的；

（二）以吸收资金为目的，将社会人员吸收为单位内部人员，并向其吸收资金的。

　四、关于共同犯罪的处理问题

为他人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提供帮助，从中收取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费用，构成非法集资共同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能够及时退缴上述费用的，可依法从轻处罚；其中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五、关于涉案财物的追缴和处置问题

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的资金属于违法所得。以吸收的资金向集资参与人支付的利息、分红等回报，以及向帮助吸收资金人员支付的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费用，应当依法追缴。集资参与人本金尚未归还的，所支付的回报可予折抵本金。

将非法吸收的资金及其转换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

（一）他人明知是上述资金及财物而收取的；

（二）他人无偿取得上述资金及财物的；

（三）他人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上述资金及财物的；

（四）他人取得上述资金及财物系源于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的；

（五）其他依法应当追缴的情形。

查封、扣押、冻结的易贬值及保管、养护成本较高的涉案财物，可以在诉讼终结前依照有关规定变卖、拍卖。所得价款由查封、扣押、冻结机关予以保管，待诉讼终结后一并处置。

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一般应在诉讼终结后，返还集资参与人。涉案财物不足全部返还的，按照集资参与人的集资额比例返还。

　　六、关于证据的收集问题

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确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逐一收集集资参与人的言词证据的，可结合已收集的集资参与人的言词证据和依法收集并查证属实的书面合同、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会计凭证及会计账簿、资金收付凭证、审计报告、互联网电子数据等证据，综合认定非法集资对象人数和吸收资金数额等犯罪事实。

　七、关于涉及民事案件的处理问题

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正在侦查、起诉、审理的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就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申请执行涉案财物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侦查、起诉、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发现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属同一事实，或者被申请执行的财物属于涉案财物的，应当及时通报相关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确属涉嫌犯罪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八、关于跨区域案件的处理问题

跨区域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在查清犯罪事实的基础上，可以由不同地区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分别处理。

对于分别处理的跨区域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应当按照统一制定的方案处置涉案财物。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规定处置涉案财物，构成渎职等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2014年3月25日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安徽省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随者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呈高发态势，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为了进一步规范全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对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提高办案质量，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我省司法实践，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应当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对于主观恶性大，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累犯或者受过行政处罚再犯的犯罪分子，应从严打击；对于主观恶性不大，未造成严重社会危害，认罪悔罪，积极退赃的，应从宽处罚。

二、单位犯罪的认定问题

区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关键在于集资行为所体现的是单位自身的意思，还是作为单位成员的自然人意思。凡是由单位意思决定，以单位名义实施，集资款项主要用于单位的，以单位犯罪论处，但相关法律或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对于集资者原先已注册成立单位并实际经营，之后为解决资金困难、扩大经营规模等，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以单位名义募集资金的，或者单位主要负贵人未经集体研究决定，以个人或者单位名义募集资金，但主要用于单位经营、使用的，一般以单位犯罪处理。

对于实际上的一人公司，如果公司财物与股东财物独立，彼此间并无资金往来，或虽有往，但财务记账规范，非法集资构成犯罪的，应视为单位犯罪。但对于那些个人资产与公司资产混同，财务制度不规范，即使非法集资行为以单位名义实施，一般视为自然人犯罪。

以单位名义实施的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往往涉及人员众多，应严格控制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范围。对于明知单位非法集资，在主管人员授意下，积极参与非法集资活动的，一般认定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没有参与预谋，只是受主管人员指派，参与实施某些与自身工作岗位相关的具体行为的，一般不认定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三、“口口相传”的认定问题

“口口相传”一般是指行为入通过亲朋好友或相关集资户，将集资信息传播给社会上不特定人员，以扩大集资范围。

“口口相传”的认定应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从该行为是否系集资者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主动授意，获悉存在“口口相传”现象时是否进行控制或排斥，对闻讯而来的集资参与者是否加以甄别，是否设法加以阻止等主客观因素进行全面分析，查明行为人吸收资金的行为有无針对性，是否属于只问资金不问来源。对于那些以吸收资金为目的，明知存在“口口相传”现象仍持放任甚至鼓励态度，对參与集资者所提供资金均予吸收的，应认定为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宣传。

四、“社会公众”的界定问题 
 
      非法集资的社会性特征是指集资对象为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

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的“亲友”，包括亲属和朋友。对亲属的认定，原则上限于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对于其他亲属,应在确定亲属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查明相互问关系如何，日常交往是否密切，借款的目的等.因素进行综合判定。关于朋友，应作限制性理解，从认识方式、交往基础、持续时间以及借款目的等因素综合考虑。

关于单位内部人员的认定，可参考“朋友”的认定规则。

对于集资对象既有亲友、单位职工等内部人员，又有其他社会人员的情形，如果均为非法集资行为指向的对象，均应纳入社会公众的范围；最初未向社会公开宣传，仅向亲友、单位内部职工集资的，不计入非法集资范围。

对于通过中间人居问介绍而直接出资的人，应纳入社会公众的范围；间接资金关系中的实际出资者一般不纳入社会公众范围，但集资者明知名义出资者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而予以放任的，实际出资者应纳入社会公众范围。

五、“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问题 

      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应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在综合分析案件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既要避免以对诈骗方法的认定替代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又要避免根据损失结果简单地客观归罪。具体实践中，主要考虑以下因素：是否使用了诈骗方法；投入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是否具有还款行为和能力；事后态度及是否具有归还财物的意图；集资者的辩解是否客观、合理等。 

      在推定集资者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时，应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基础事实必须客观、真实，并且不得进行二次推定；第二、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须具有理辑上的必然联系；第三、必须坚持主客观相一致，既要注意分析、判断行为人主观心理，更要查清其客观行为，如是否存在还款行为、不能还款的具体原因、集资款的去向等；第四、允许行为人反驳或提供反证，如果行为人能举证证明某种相反的例外情形存在，足以使办案人员对拟推定事实产生合理杯疑，推定结论即不成立。

非法集资往往是一个持续过程，集资者的非法占有目，既可能形成于集资行为前，亦可以形成于集资过程中。对于非法集资开始时并无非法占有目的，后在集资过程中产生该目的的，应根据行为人的经菅盈亏情况、集资规模、资金用途、是否虚构事实等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进行综合分析，如果能够明确界定的，可以此节点作为犯意转化点。开始集资时没有虚构事实，且资金均用于合法经营，集资规模与投资规模基本相当，该时段行为实质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可根据实际返还情况，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罚或者不作为犯罪处理；在集资过程中因经营亏损等丧失偿还能力，仍以投资为由虚构资金用途，集资款主要用于归还前期借贷本患、肆意挥霍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等，属于集资诈骗，应与前期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实行数罪并罚。如果无法明确界定的，则不应人为划分节点,应将集资行为视为一个整体，以集资诈骗论处，集资数额、持续时问等可作为量刑情节子以考慮。

六、刑民交叉的处理问题

根据《合同法》第52条规定，非法集资案件中的借款合同均属于无效合同。对于设定担保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作为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其效力也应随主合同的无效而归于无效。 该部分数额应当计入非法集资数额。

对于集资参与者先行提起民事诉讼，且人民法院已作出生效民事判决的，该部分事实原则上不再作为刑事案件处理。无论是通过民事诉讼所确定的赔偿数额，还是刑事诉讼所确定的赃款返还数额，在统一执行、分配时，应遵循“相同事实，相同处理”的原则，即按照借款数额、已返还本金及支付利息的情况等同一处理。

七、非法集资数额的计算问题

针对同一集资对象，短期内数次集资，边集边还的，原则上按此期间最高集资本金的数额认定集资总额，不累计计算。
集资参与者将收取的集资收益作为本金再次投入的，该部分不计入非法集资数额。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5年6月3日

 

中国人民银行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财政部 工商总局 法制办 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银发〔2015〕221号）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信息通信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推动互联网与金融快速融合，促进了金融创新，提高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风险隐患。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遵循“鼓励创新、防范风险、趋利避害、健康发展”的总体要求，从金融业健康发展全局出发，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和对外开放，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鼓励创新，支持互联网金融稳步发展

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以下统称从业机构）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互联网与金融深度融合是大势所趋，将对金融产品、业务、组织和服务等方面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互联网金融对促进小微企业发展和扩大就业发挥了现有金融机构难以替代的积极作用，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开了大门。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有利于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深化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创新发展，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构建多层次金融体系。作为新生事物，互联网金融既需要市场驱动，鼓励创新，也需要政策助力，促进发展。

（一）积极鼓励互联网金融平台、产品和服务创新，激发市场活力。鼓励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和消费金融等金融机构依托互联网技术，实现传统金融业务与服务转型升级，积极开发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产品和新服务。支持有条件的金融机构建设创新型互联网平台开展网络银行、网络证券、网络保险、网络基金销售和网络消费金融等业务。支持互联网企业依法合规设立互联网支付机构、网络借贷平台、股权众筹融资平台、网络金融产品销售平台，建立服务实体经济的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更好地满足中小微企业和个人投融资需求，进一步拓展普惠金融的广度和深度。鼓励电子商务企业在符合金融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下自建和完善线上金融服务体系，有效拓展电商供应链业务。鼓励从业机构积极开展产品、服务、技术和管理创新，提升从业机构核心竞争力。

（二）鼓励从业机构相互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支持各类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开展合作，建立良好的互联网金融生态环境和产业链。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创新，为第三方支付机构和网络贷款平台等提供资金存管、支付清算等配套服务。支持小微金融服务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开展业务合作，实现商业模式创新。支持证券、基金、信托、消费金融、期货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开展合作，拓宽金融产品销售渠道，创新财富管理模式。鼓励保险公司与互联网企业合作，提升互联网金融企业风险抵御能力。

（三）拓宽从业机构融资渠道，改善融资环境。支持社会资本发起设立互联网金融产业投资基金，推动从业机构与创业投资机构、产业投资基金深度合作。鼓励符合条件的优质从业机构在主板、创业板等境内资本市场上市融资。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各项金融政策，对处于初创期的从业机构予以支持。针对互联网企业特点，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

（四）坚持简政放权，提供优质服务。各金融监管部门要积极支持金融机构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对符合条件的互联网企业开展相关金融业务实施高效管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支持互联网企业依法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电信主管部门、国家互联网信息管理部门要积极支持互联网金融业务，电信主管部门对互联网金融业务涉及的电信业务进行监管，国家互联网信息管理部门负责对金融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内容等业务进行监管。积极开展互联网金融领域立法研究，适时出台相关管理规章，营造有利于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良好制度环境。加大对从业机构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鼓励省级人民政府加大对互联网金融的政策支持。支持设立专业化互联网金融研究机构，鼓励建设互联网金融信息交流平台，积极开展互联网金融研究。

（五）落实和完善有关财税政策。按照税收公平原则，对于业务规模较小、处于初创期的从业机构，符合我国现行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税收政策条件的，可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结合金融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统筹完善互联网金融税收政策。落实从业机构新技术、新产品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

（六）推动信用基础设施建设，培育互联网金融配套服务体系。支持大数据存储、网络与信息安全维护等技术领域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从业机构依法建立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动符合条件的相关从业机构接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允许有条件的从业机构依法申请征信业务许可。支持具备资质的信用中介组织开展互联网企业信用评级，增强市场信息透明度。鼓励会计、审计、法律、咨询等中介服务机构为互联网企业提供相关专业服务。

二、分类指导，明确互联网金融监管责任

互联网金融本质仍属于金融，没有改变金融风险隐蔽性、传染性、广泛性和突发性的特点。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是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互联网金融是新生事物和新兴业态，要制定适度宽松的监管政策，为互联网金融创新留有余地和空间。通过鼓励创新和加强监管相互支撑，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互联网金融监管应遵循“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分类监管、协同监管、创新监管”的原则，科学合理界定各业态的业务边界及准入条件，落实监管责任，明确风险底线，保护合法经营，坚决打击违法和违规行为。

（七）互联网支付。互联网支付是指通过计算机、手机等设备，依托互联网发起支付指令、转移货币资金的服务。互联网支付应始终坚持服务电子商务发展和为社会提供小额、快捷、便民小微支付服务的宗旨。银行业金融机构和第三方支付机构从事互联网支付，应遵守现行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第三方支付机构与其他机构开展合作的，应清晰界定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建立有效的风险隔离机制和客户权益保障机制。要向客户充分披露服务信息，清晰地提示业务风险，不得夸大支付服务中介的性质和职能。互联网支付业务由人民银行负责监管。

（八）网络借贷。网络借贷包括个体网络借贷（即P2P网络借贷）和网络小额贷款。个体网络借贷是指个体和个体之间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的直接借贷。在个体网络借贷平台上发生的直接借贷行为属于民间借贷范畴，受合同法、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规范。个体网络借贷要坚持平台功能，为投资方和融资方提供信息交互、撮合、资信评估等中介服务。个体网络借贷机构要明确信息中介性质，主要为借贷双方的直接借贷提供信息服务，不得提供增信服务，不得非法集资。网络小额贷款是指互联网企业通过其控制的小额贷款公司，利用互联网向客户提供的小额贷款。网络小额贷款应遵守现有小额贷款公司监管规定，发挥网络贷款优势，努力降低客户融资成本。网络借贷业务由银监会负责监管。

（九）股权众筹融资。股权众筹融资主要是指通过互联网形式进行公开小额股权融资的活动。股权众筹融资必须通过股权众筹融资中介机构平台（互联网网站或其他类似的电子媒介）进行。股权众筹融资中介机构可以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前提下，对业务模式进行创新探索，发挥股权众筹融资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有机组成部分的作用，更好服务创新创业企业。股权众筹融资方应为小微企业，应通过股权众筹融资中介机构向投资人如实披露企业的商业模式、经营管理、财务、资金使用等关键信息，不得误导或欺诈投资者。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股权众筹融资活动风险，具备相应风险承受能力，进行小额投资。股权众筹融资业务由证监会负责监管。

（十）互联网基金销售。基金销售机构与其他机构通过互联网合作销售基金等理财产品的，要切实履行风险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违规承诺收益方式吸引客户；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范资产配置中的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风险；基金销售机构及其合作机构通过其他活动为投资人提供收益的，应当对收益构成、先决条件、适用情形等进行全面、真实、准确表述和列示，不得与基金产品收益混同。第三方支付机构在开展基金互联网销售支付服务过程中，应当遵守人民银行、证监会关于客户备付金及基金销售结算资金的相关监管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客户备付金只能用于办理客户委托的支付业务，不得用于垫付基金和其他理财产品的资金赎回。互联网基金销售业务由证监会负责监管。

（十一）互联网保险。保险公司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应遵循安全性、保密性和稳定性原则，加强风险管理，完善内控系统，确保交易安全、信息安全和资金安全。专业互联网保险公司应当坚持服务互联网经济活动的基本定位，提供有针对性的保险服务。保险公司应建立对所属电子商务公司等非保险类子公司的管理制度，建立必要的防火墙。保险公司通过互联网销售保险产品，不得进行不实陈述、片面或夸大宣传过往业绩、违规承诺收益或者承担损失等误导性描述。互联网保险业务由保监会负责监管。

(十二)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信托公司、消费金融公司通过互联网开展业务的，要严格遵循监管规定，加强风险管理，确保交易合法合规，并保守客户信息。信托公司通过互联网进行产品销售及开展其他信托业务的，要遵守合格投资者等监管规定，审慎甄别客户身份和评估客户风险承受能力，不能将产品销售给与风险承受能力不相匹配的客户。信托公司与消费金融公司要制定完善产品文件签署制度，保证交易过程合法合规，安全规范。互联网信托业务、互联网消费金融业务由银监会负责监管。

三、健全制度，规范互联网金融市场秩序

发展互联网金融要以市场为导向，遵循服务实体经济、服从宏观调控和维护金融稳定的总体目标，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要细化管理制度，为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十三）互联网行业管理。任何组织和个人开设网站从事互联网金融业务的，除应按规定履行相关金融监管程序外，还应依法向电信主管部门履行网站备案手续，否则不得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对互联网金融业务涉及的电信业务进行监管，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对金融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内容等业务进行监管，两部门按职责制定相关监管细则。

（十四）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除另有规定外，从业机构应当选择符合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资金存管机构，对客户资金进行管理和监督，实现客户资金与从业机构自身资金分账管理。客户资金存管账户应接受独立审计并向客户公开审计结果。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实施监管，并制定相关监管细则。

（十五）信息披露、风险提示和合格投资者制度。从业机构应当对客户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及时向投资者公布其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的相关信息，以便投资者充分了解从业机构运作状况，促使从业机构稳健经营和控制风险。从业机构应当向各参与方详细说明交易模式、参与方的权利和义务，并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要研究建立互联网金融的合格投资者制度，提升投资者保护水平。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监管。

（十六）消费者权益保护。研究制定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教育规划，及时发布维权提示。加强互联网金融产品合同内容、免责条款规定等与消费者利益相关的信息披露工作，依法监督处理经营者利用合同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构建在线争议解决、现场接待受理、监管部门受理投诉、第三方调解以及仲裁、诉讼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细化完善互联网金融个人信息保护的原则、标准和操作流程。严禁网络销售金融产品过程中的不实宣传、强制捆绑销售。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会同有关行政执法部门，根据职责分工依法开展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和投资者权益保护工作。

（十七）网络与信息安全。从业机构应当切实提升技术安全水平，妥善保管客户资料和交易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泄露客户个人信息。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分别负责对相关从业机构的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进行监管，并制定相关监管细则和技术安全标准。

（十八）反洗钱和防范金融犯罪。从业机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识别客户身份，主动监测并报告可疑交易，妥善保存客户资料和交易记录。从业机构有义务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健全有关协助查询、冻结的规章制度，协助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依法、及时查询、冻结涉案财产，配合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好取证和执行工作。坚决打击涉及非法集资等互联网金融犯罪，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秩序。金融机构在和互联网企业开展合作、代理时应根据有关法律和规定签订包括反洗钱和防范金融犯罪要求的合作、代理协议，并确保不因合作、代理关系而降低反洗钱和金融犯罪执行标准。人民银行牵头负责对从业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进行监管，并制定相关监管细则。打击互联网金融犯罪工作由公安部牵头负责。

（十九）加强互联网金融行业自律。充分发挥行业自律机制在规范从业机构市场行为和保护行业合法权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组建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协会要按业务类型，制订经营管理规则和行业标准，推动机构之间的业务交流和信息共享。协会要明确自律惩戒机制，提高行业规则和标准的约束力。强化守法、诚信、自律意识，树立从业机构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正面形象，营造诚信规范发展的良好氛围。

（二十）监管协调与数据统计监测。各监管部门要相互协作、形成合力，充分发挥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应当密切关注互联网金融业务发展及相关风险，对监管政策进行跟踪评估，适时提出调整建议，不断总结监管经验。财政部负责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财务监管政策。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建立和完善互联网金融数据统计监测体系，相关部门按照监管职责分工负责相关互联网金融数据统计和监测工作，并实现统计数据和信息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