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审理风格不同于辩论赛风格。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风靡全球华语界的“世界大专辩论赛”，在辩论程序上，确实是模仿法庭审理的基本流程。在多场辩论赛中，新加坡的许廷芳大律师亦作为评委或者点评嘉宾出席。但是，二者毕竟有本质的不同。

 

在辩论赛场上，“雄辩”固然好，但“花辩”、“情辩”、“诗辩”等风格也均无不可；在辩论赛中，可以有“流星蝴蝶派”。一般而言，赢得掌声次数越多，就越是意味着比赛的胜利。辩论赛所追求的是观赏性，好看好听。

 

但是对于法庭辩论而言，尤其是对于中国大陆地区的刑事法庭而言，则只能是“雄辩”，具体而言，是“逻辑之辩”。旁听人员的鼓掌、喝彩，不仅是不能追求的，而且是应当尽力避免的。一旦旁听席上的“掌声响起来”，这个案件的结果就必定堪忧。

 

何谓“商谈式庭审风格”？

笔者所谓的“商谈式庭审风格”，基本的理念是：法庭审理是控、辩、审三方职业法律人的平等交流，是控、辩、审三方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共同对当事人的法律后果进行“把关”的过程。既然是职业法律人之间的平等交流，那么，辩护人就应当在心态上把自己与控方、审方摆放到一个平台上，与他们探讨具有同质性的一系列话题。

 

商谈式庭审风格要求辩护人具有“高度理性化”的特质。田文昌律师一向倡导“平和、主动、充分”的庭审风格；钱烈阳律师办案，以“平实”为圭臬。当然，两位著名大律师的言辞，多少有点“绚烂之极归平淡”、“豪华落尽见真纯”的意味，我辈愧不能及。但是，他们无疑是把握到了中国式刑事庭审的实质。著名学者王国维曾有过这样的“苦闷”：“欲为哲学家，则苦于感情多而知力寡；欲为诗人，则又苦于感情寡而理性多”。如果王国维先生在当今中国做辩护律师，他大抵不会产生这样的纠结：辩护只能是理性的，你的诗性言说只能表达于庭审之外。

 

不可否认，许多律师以滔滔雄辩，敢辩善辩著称，在庭审中有气势、有气场，能够在针锋相对的控辩对抗中取得骄人的战绩，成就自己的事业。但这并不是辩护律师成功的唯一模式。成功也不应该有整齐划一的模式。

 

在“商谈式庭审风格”看来，法庭上并没有需要辩护人去压制、震慑的对象。控、辩、审是平等的“等边三角形”。假如控方和审方都是心平气和，只有辩方慷慨激昂，那么庭审气氛会显得突兀。同案犯的辩护人也不需要去压制，他讲得有没有道理、他的质证意见是否准确、他的辩护观点会不会被采纳，由公诉人、审判长去评判，辩护人并不需要单独与之辩论。如果有必要的话，在法庭辩论阶段，将其与辩护方案有关的具体观点予以回应，就足够了。

 

辩护人的对手只有一个，就是《起诉书》（及其《量刑建议》）。在具体的个案中，我们或者试图去推翻指控（罪与非罪），或者试图去质疑指控的正确性（此罪与彼罪），或者试图去削弱指控的严厉性（罪轻与罪重）。

 

“商谈式庭审风格”，要求辩护人的庭审语言追求“精准”，追求字字珠玑、字斟句酌，追求逻辑上的简约之美，而不是辞藻上的华丽之美。

 

“精准”发问

在发问阶段，有三种问题不宜发问：与辩护方案无关的问题不发问，公诉人问过的问题不发问，不能掌控答案的问题不发问。辩护人应根据事先准备好的辩护方案（质证意见和辩护意见）拟好一份《发问提纲》，在公诉人讯问被告人时，将公诉人问过的相同问题划掉。

 

辩护人需要发问的问题只有两种：一是《发问提纲》剩下的问题，一是公诉人已经问过、但需要被告人辩解、澄清的问题。

 

与辩护方案无关的问题不问，目的是为更有价值的后续环节节省时间。在庭审实践中，时间极其宝贵，如果“无用”的表达过多，审判长就会压缩辩护人“有用”的时间。

 

公诉人问过的问题不问，是避免被审判长打断，给被告人、委托人留下负面印象。基于庭审效率的考虑，即使是对被告人有利的问题，只要公诉人已经问过，审判长已经听清楚，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打断辩护人的发问。法庭上常听到的一句话是：“这个问题公诉人问过了，不要再问，问其他的问题”。

 

在法庭上，辩护人被打断一次，委托人的评价就减掉一成；如果在一次法庭上被打断两、三次，委托人基本上就认为“所托非人”了。被法官打断，首先是显得不够专业，其次是显得与法官没有默契（如果辩护人事先承诺与法院有良好的“沟通”，情况就更糟）。

 

当然，如果是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新闻媒体介入的案件，审判长一般会考虑到“尊重辩方，保障辩护权”的因素，对已经问过的问题再行发问表示“宽容”。但这并不是常态。

 

不能掌控答案的问题不问，目的是不犯错。有时候，“什么事不该做”比“什么事该做”更重要。

 

在进行上述三层“筛选”、“过滤”之后，余下的问题一般都是“画龙点睛”的问题；如果在后续的质证、辩论阶段能够与这些问题前后呼应、一脉贯通，就是成功的发问。

 

“精准”质证

所谓“质”，质疑之义。发表质证观点，要求辩护人一开口，就紧紧围绕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证明力有无、证明力大小、证与证之间的矛盾提出明确观点，然后予以精要的说明。

 

一证一质是律师的基本功。质证观点就像子弹，击中控方《起诉书》这扇大门才是有效的质证；打偏了或者打不透，都是无效的质证。质证的过程，就是“让子弹飞一会儿”的过程。所以，质证追求“精准”，追求让公诉人在答辩过程中难以辩驳，被迫承认证据的瑕疵。假如公诉人作出类似的表述：“关于辩护人提出的这个问题，公诉人也注意到了，这份证据确实……如果法庭认为有必要，公诉人会在庭后继续补正”，这就意味着质证的成功。

 

质证不精准的表现之一，是观点不具体、不明确。有的辩护人在对“证人证言”或者“同案被告人供述”进行质证时，质证意见是“全不对；全是假的；没有一句是真实的”，当事人听了固然神清气爽，但是公诉人和法官必定会啼笑皆非。他们的鄙夷不会表现在脸上；在内心里，在这个庭审游戏中，这个辩护人已经被“开除出局”了。

 

质证不精准的另一个表现，是说“印证”。质证是证据的质疑，是辩护人发表不赞同的观点；印证是对证据的认可，应该在法庭辩论中引证。过犹不及。

 

“精准”辩论

精准的辩论，要求辩护人在事先准备好的辩护方案的基础上，根据庭审实际，删除不必要的内容，增加新的亮点。用钱列阳律师的话说，大意是“删掉2、4、5，增加7、8、9”。对庭审出现的新问题作出适当回应，“现炒现卖、新鲜热辣”（金庸），会让法庭感觉鲜活灵动，不会显得过于呆板。这一点是辩护人比公诉人有优势的地方。

 

精准的辩论，要求侧重事实辩护，辩护观点主要从“事实—证据”维度展开，应有“帮助法官梳理证据”的意味。如果大段引用法条，则一定会被法官打断。中国式的刑事庭审，绝大多数都是“事实—证据”的分歧，只有少数是对法律、法理的认知出现偏差。单纯的法律之辩、情理之辩效果不好。程序之辩是“死磕派”律师的精髓，是中国法治进步的方向，是所有法律人努力的目标；但是，从实践上看，不宜将个案中辩护成功的希望完全寄托于程序之辩。

 

以“精准表达”为中心的商谈式庭审风格，要求在法庭辩论阶段，尽量避免以下情况出现。

 

一是铺垫过多

 

“尊敬的……，……受……委托，指派……担任辩护人。经过……辩护人发表如下辩护意见……”。在多数场合，光是这个开篇，就足以让法官们开始打瞌睡。倘若是在全国或者区域内有影响的大律师出庭，这样的铺垫显得庄重有礼，法官也知道“好戏在后头”，那么铺陈一下也无伤大雅。对于普通律师而言，恐怕不见得是明智的选择。有的法官一听到“尊敬的……”三个字，就会要求“直接说观点，要言简意赅”。实际上，在庭审一开始，法官就已经确认了辩护人身份，在惜字如金的辩论阶段，大可不必重复。相比之下，“某某的辩护人当庭发表如下辩护意见。第一点（部分、方面）……”这样的表述更容易被接受。

 

二是“口头禅”

 

三是对着旁听人员演讲

 

在商谈式庭审风格看来，法庭辩论主要是讲给法官听，因此，辩护人应该向审判席微微侧转，或者微微侧头，以平和的语气向法官陈述观点。如果需要引用公诉人的观点，或者提及被告人，可暂时面对公诉人或者被告人，或者用简单的手势。从语速上看，慢优于快。如果辩护人的表达“没有废话，句句都在点上”，法官并不会打断。

 

四是抒发个人情感

 

这是辩护律师与普通大众及其他辩护人的区别之处。不能进行人身攻击是显然的。即使是情理之辩，也要从刑事法条、刑事政策出发，点到为止，不宜过度抒发情感。

 

以上是笔者对于刑事辩护庭审风格的一些浅见。技无止境，聊以自勉。

 

 文/李常永 来源：法案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