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实践中，如果在量刑时不加区别地将所有生理性醉酒(即相对于病理性醉酒而言，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控制能力状态)下的犯罪行为一概而论，也必然会产生过于绝对的问题，容易产生量刑失衡。

  如对于因不可抗力或不能预见的原因醉酒，以及陷入所谓“共济失调期”或“昏睡期”(醉酒人的辨认或控制能力完全丧失)的醉酒状态下犯罪等情况，这些情况下行为人在犯罪的主观方面与未醉酒的正常人还是存在较大区别的，其主观可责性相对较低，在量刑时亦应予以适当考虑，这是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必然要求。结合被告人房国忠犯罪时的精神状态，酌情考虑导致其在醉酒原因上的过错程度，对其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醉酒的原因，有可能是行为人故意、过失所造成，也可能是某些不能预见、不可抗拒的因素。而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在造成同样后果的醉酒犯罪行为中，为实施犯罪而故意制造醉酒假象、借酒壮胆或明知自己会“酒后乱性”而饮酒等故意醉酒行为的主观恶性最为严重，过失醉酒者次之，因不能预见或不可抗拒的原因醉酒者最轻。因此，在醉酒人犯罪的案件中，应当适当考察其醉酒的原因，对确有特殊情况的应当在量刑时予以酌情考虑，以实现罪责刑的均衡。有些国家的刑法已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如在英国刑法中有明确的“自愿醉酒”与“非自愿醉酒”的区分，其各自承担的刑事责任也有巨大不同。在事前没有任何矛盾的情况下突然发生争吵、厮打，而这一切如果在正常状态下可能是完全可以避免甚至根本不会发生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被害人的行为引起的被告人醉酒是本案的主要诱因。要从被告人有无前科及平时表现、犯罪后的悔罪情况等方面综合判断人的人身危险性。对于累犯中前罪系暴力犯罪，或者曾因暴力犯罪被判重形又犯故意杀人罪的；杀人后毫无悔罪表现的，等等，如果没有法定从轻节，一般可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犯罪后积极抢救被害人、减轻危果或者防止危害后果扩大的；虽具有累犯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但前罪较或者同时具有自首等法定、酌定从轻情节，经综合考虑不是必须判处死刑立执行的，等等，一般可不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