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官、法官、律师三者转换，思维方式有何变化

作者  金亚太袁长伦律师

1984年10月，在父母依依不舍的目光中，我渐行渐远，毅然地选择了当兵。那时，中越边境的战火依然很浓烈。好心的邻居劝我，你是独子当兵要打仗，父母多担心，你去干什么？我说，当兵哪能怕打仗，不然谁来保卫国家。我当了装甲兵，到南京学习修理坦克一年。1986年9月，我考入石家庄军械工程学院（2017年重新组合更名为陆军工程大学），入校时画廊里仍满是前线受伤的照片。从此，我便于枪炮、弹药、导弹等结下了不解之缘，直至2000年7月转业到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

谁知到法院又兼管了三年枪、弹，也算是不离本行，当然要负起责任。但毕竟是角色变了，那就要抓紧时间学习法律。上班自学法律本科不易。好在长期养成了学习的习惯，倒也没觉得特别的难。就是时间非常紧张，是一分一秒挤出来的。基本上有三年时间，我很少上街，走到哪儿都带一本法律书。当时的想法是，只要不是天书，哪有学不会的。这样，我2003年法律本科毕业，取得了法律学士学位。同年12月，我通过了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当时的我，真想痛快地哭一场。这彻底改变了司法机关转业军人不懂业务的固有观念。2006年，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克服困难，全力的保障我到西政去攻读法律硕士。理论的学习，结合审判、执行实务操作，我奠定了理论基础并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在此，我想再一次对老单位的培养，表示深深的感谢！

就这样，我从军15年，做法官15年。2015年9月，按照公务员法，我申请提前退休，得到组织的批准。退休后，我从淮北仲裁委到安徽安港律师事务所，再到金亚太律师事务所，一路温暖自不待言。我对一直以来，同事们的支持与关爱深表感谢。我准备再做15年刑辩律师，以此见证祖国的法治建设与进步。

金亚太刑辩分所起点高，团队合作精神强，融入其中有一种家的感觉。更值得欣慰的是，能够当面聆听王亚林大律师对刑法理论的真知灼见，自是受益匪浅。亚林主任平易近人，团队沟通非常顺畅。毫不夸张的说，与亚林主任探讨刑法理论与实务，可以各抒己见，最终求得刑法真谛，是一种精神享受。取人之长避己之短，是进步的捷径。金亚太刑事下午茶，起到了找准辩护切入点的作用，有利于团队的共同进步。同时，也活跃了团队的学习氛围，提高了团队的整体辩护能力。

从军官到法官，再到律师，思维方式有何变化呢？军人要听党的话，时刻警惕着保卫国家，立场要爱憎分明。军人要的是果敢，服从命令是天职，要有坚强的毅力，曲折不挠的顽强精神。作为军人，不要谈条件，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攻克难关，胜利就是目标。一往直前，造就了军人迎难而上的勇气和决心。关于克敌制胜的问题，要讲究军事策略。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集大成者，博大精深，但总的原则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孙子兵法有云：多算胜，少算不胜，况于无算乎？强调的是不打无准备之仗，积极备战是取胜之关键。鬼谷子又言：圆者不行，方者不止，是谓大功。强调的是，破坏、阻却对方的有利条件，使其变有利为不利，我方才能从容不迫，牵制敌人而最终取胜。圆者易行而不让其行，方者稳固而不让其稳固，才能使敌方变有利为被动，我方从而取得大功。这就是炸毁敌人汽车让其动弹不得，瓦解敌军而使调堡从内部夺取的道理。前方后方都是必需的，坚守也是任务，分工配合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法官需要反向思维，有时是跳跃式思维。查明事实真相，需要敏锐的观察和判断，更要靠智慧和经验。法官职业要求其维护公平、正义，这不是简单的命令所能解决的。法官要辩别真假、虚伪，就要善于驾驭庭审，正确的认定证据和事实。驾驭庭审犹如布阵，要指挥得当有方，不能自乱阵脚。任你千变万化，我有一定之规。法官要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引导当事人举证、质证，进行辩论，做出最后陈述。然后，法官综合全案证据，查明法律事实。经合议庭合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依据裁判规则作出裁判文书。法官要善于利用政治智慧，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律师要采取发散性思维，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律师的责任，是依据事实和法律，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这就要求，律师要不畏困难，理清思路，化繁为简，巧用敏锐的思辨，积极地与委托人一起，寻找有利于己方的证据。律师要不失时机的将证据提交给司法机关，从而增加胜诉的可能性，或者减轻己方的责任，降低败诉的损失。律师要善于发现对方证据的缺失与瑕疵，展开积极地进攻、辩论，从而取得有利于己方的效果，或者阻却对方取胜的可能性与机会。律师还要善于引导司法人员、仲裁员查清有利于己方的事实，协助法官、仲裁员正确的适用法律，最大限度的维护委托人的利益或人权。

子曰：加我数载，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五十岁开始学习周易，以此达到其认识世界的制高点。这是孔子对周易所讲辩证法的肯定，并通过其批注而使易的哲理明晰而升华。笔者借此自勉，并作为新从业的自励。研习刑法理论之人，一定要精通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不然，对刑法阶层理论的阻却事由，特别是违法性认识可能性、期待可能性、非难可能性，都是难以深刻理解的。我国刑法理论处在大变革时期，我愿融入其中再研刑法，讨教于大师。倘能因此推动法治建设的点滴进步，亦不为憾，足矣。（袁长伦律师，西北政法大学刑法学硕士，原高级法官1521278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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