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芳泉辩护人妨害作证案（《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444号）

裁判摘要：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妨害作证罪中的“证人”包括

被害人。

《刑法》第306条第1款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本条规定中的“证人”概念的理解，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出于法律特定用语的内涵一致性，这里的证人应当与《刑事诉讼法》第42条中规定的证人概念完全相同，即除了被害人、鉴定人之外的知道案件情况有作证能力的人；另一种意见认为，《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证人”与《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证人概念不同，应当理解为广义的证人，既包括证人，也包括被害人、鉴定人。

我们认为，上述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理由在于：第一，从《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证人范围来分析，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证人证言与被害人陈述、鉴定结论分列为不同的证据种类，但是，这只是出于证据分类角度作的区分，《刑事诉讼法》第48条在对证人的范围作出规定时并没有把被害人排除在证人范围以外，该法条明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成为证人。”因此，从广义上来讲，从被害人、鉴定人在刑事诉讼中对于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角度讲，也应属于证人范畴。第二，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来分析，威胁、引诱被害人、鉴定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与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行为，同样妨害了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危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追诉活动，从侵害法益的同质性来看，两种行为均应受到刑罚处罚。第三，从立法本意来分析，《刑法》第306条的立法目的在于通过刑罚手段惩治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妨害作证的行为，来规范刑事辩护制度，确保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如果不将威胁、引诱被害人、鉴定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行为纳入本罪的惩治范围，就会放纵实践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此类妨害作证的行为，不能全面有效地维护刑事诉讼秩

序，这显然有违立法木意。而且，刑法用语有其特定含义，不能简单照搬《刑事诉讼法》的概念含义，应当放在特定法条中结合立法本意进行甄明。综上《刑法》第306条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妨害作证罪中的“证人”应作广义的理解，被害人、鉴定人应当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

——罗国良、杨世雄、李平、芦山：《肖芳泉辩护人妨害作证案——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中的“证人”是否包括被害人》，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刑事审判参考》2007年第3集(总第56集)，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78～82页。

（整理者：陈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