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裁判者，法官给人的印象是神秘而威严。成为一名神圣的法官职业者，是大多数人的追求和梦想。然而，现实中，主动舍弃法官这个职业的状况时有发生，甚至一个市法院系统离职的法官数竟高达数十人。 法官的真实状况究竟如何，尤其是一线的基层法官的生存状况到底如何，记者做了深入的调查。
耀眼的光环难掩不堪的负累

2015年6月的一天上午，张林(化名)准时出现在合肥一家企业的门口，他是来报到的，将在这里开始了自己新的角色。回想起3个月前，他婉拒法院领导的挽留，辞去法官公职，他的心情有些复杂。

“说实话，辞去热爱的法官公职来合肥，确实很不舍。”张林向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坦言，“做出这个决定花了我半年多的时间。是坚守还是当逃兵?为了今后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最终我选择了逃兵。法官的负重已经超出了我的承受范围，太累了。”

2008年研究生毕业后，张林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法院系统工作。2014年初被遴选到安庆市中院，在民庭担任法官。由于具有研究生学历，按照政策，他享受到副科级待遇。 就在前途一片看好时，张林突然向安庆中院提交辞呈。这让他的同事们都有些意外，但是他也只是近年来众多离职法官中的一员。

据了解，张林所在的安庆市法院系统，仅在2013年就有29人因各种原因离开，其中4人辞去公职。“仅我们安庆中院一家法院，2014年就有5人辞去公职，2015年到目前为止又有2人辞去公职。”安庆中院研究室主任黄峰告诉记者，“目前基层法院流失的法官人数还在统计之中，估计会远远大于中院流失的人数。”

“案多人少的现状，让很多基层一线的法官有着不堪承受之重。”合肥市瑶海区法院的李玲(化名)表示：“就拿我们瑶海区法院来说，法官的办案压力太大。从事一线审判的法官人数就那么多，一年下来的总案件数是上万件，平均每名法官所办的案件超过百件以上。白天开庭，晚上写判决书，超负荷的加班对法官来说，已经成为常态。总之，一个字，累!”
多重压力之下选择离开

2014年初，黄山法院系统一名资深法官突然离开法院，到一个科级建制的单位担任一般职务，让很多人感到不解和唏嘘。按级别来算，该局比法院要低半级。
“自2013年以来，黄山法院系统每年都有十多人离开法院。相较其他地区的直接辞去公职而言，黄山市法官更多的是流向了区或乡镇等地，或是参加考试考到外地就职。”黄山市中院政治部主任田丰告诉记者，“主要的原因是法院自身工作压力大、要求高，发展空间相对较小。”

比起巨大的工作压力，更让基层年轻法官们担忧的是晋升渠道的不畅。与党政部门相比，基层法院法官流动性小、封闭性强，晋升可能性相对较小。“我在其他机关单位的同学很多都已经是科级干部了，我还只是个科员，多少心理也会不平衡。这几年身边也有些同事离职了，说句实话我也是能够理解的。”在六安市裕安区法院工作了3年的梁新鹏无奈地告诉记者。

在基层法院，法官职级低、职级少现象比较普遍，有的基层法院副科级以上的名额只占法官总数的三分之一。“很多法官最大的愿望是能在退休之前解决副科级待遇。”一位基层法院的领导说，这种对晋升的忧虑，导致了很多年轻法官一旦有机会就选择离开基层法院，去同级别的行政单位或者党政机关。
偏远地区青年法官成流失主力

“在法院工作的时候，每月工资是2200元，除去房租和生活费几乎积累不了什么积蓄。”张林告诉记者，以现在的工资收入，他买房非常困难，生活压力很大。而他的同学大多从事律师和企业法务的工作，年薪都在10万到20万之间，买房买车的压力不大。因此，当合肥的一家企业向张林发出邀请，开出了年薪十万的优厚条件，在经历了一番心理挣扎后，张林选择了接受。“8年前，我的同学们羡慕我考上了法官，8年后，反过来却是我羡慕他们了。”张林苦笑着说。

“越是偏远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法官流失的情况越严重。”黄山中院政治部主任田丰表示，“就拿我以前就职过的祁门县法院来说，由于地方经济制约，法官的平均工资只有2000多元，生活的很是艰苦。比较之下，一些县局虽然工资水平和法院差不多，但工作压力要轻得多，人员流失也就不可避免。”

“当前，全省法院法官流失问题较为严重，基层法院法官占流失法官的绝大多数。”省高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014年安徽法院收案数为58.6万件，排在全国第9位，而法官数量则排在全国倒数前3位。2015年收案数将突破70万件，而全省有审判资格的法官仅7000余人。压力非常大。因此，越是在基层的法院，法官流失的现象也越为严重。 以六安市裕安区法院为例，2009年以来， 该院35岁以下青年流失人数达15人，其中有13人是具有助理审判员及以上身份的一线法官，占该院一线法官人数四分之一。

省高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法官流失呈现出从经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法院流向党政机关，从基层法院流向上级机关，从法官流向法律服务行业的，并且青年法官、学历较高法官流失较多。

“流失的人才大都只在法院工作2至3年。”裕安区法院政治部主任汪传安告诉记者，基层法院培养一名法官至少需要3年的时间，很多年轻人才刚刚熟悉了法院工作，成为了助理审判员，然后就离职了，这不仅浪费了法院的大量资源，还造成了人才的严重断层。法官人才的流失和案件数量的增长，使本已存在的“案多人少”的矛盾更加突出。
稳定队伍滁州经验或可探路

面对法官离职的现象，一些地方法院也在稳定法官队伍方面做出改革尝试。滁州市毗邻江苏，虽然该市的法院干警的收入不及近邻江苏法院的三分之二甚至一半，但是，2013年至今，全市9个法院除2人考去外地法院，4人晋升至其他单位任职外，没有法官流失。

在充分倾听法官意见的基础上，该院重新制定了8项考评制度，将可以量化反映的审判工作与其他综合工作区分开来，分别进行考核。同时，扩大法官奖励层面，加大奖励力度，并取消了优秀部门负责人的评比，将指标让给业务庭法官，使一线法官感受到被关心和重视。

“法官待遇是影响法官职业尊荣感的重要因素。”滁州中院院长陈严法说，2013年，滁州市委支持滁州中院解决了27名干警的副科、正科职级问题，帮助该市基层法院解决了基层法庭庭长科级职级待遇问题。为进一步加强基层人民法院队伍建设，滁州中院人、财、物都向基层尤其是人民法庭倾斜，切实提高基层法官职级待遇，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我们法庭的工作、生活条件不错，5个干警平均年龄30岁，人心稳定，个个精神饱满，对工作满腔热情。”天长市秦栏人民法庭庭长王开刚说，“物欲横流的世俗社会对年轻人产生影响是必然的，但我们法庭的年轻人对法官职业充满自豪感，大家眼下的愿望就是尽快提高办案能力”。

他们是一个特殊群体，是法律尊严的捍卫者，是公平正义的代表。众多的社会光环与责任的担负让他们看起来风光无限。熬夜、失眠、身体严重亚健康等等这些词语似乎不应当出现在他们身上，但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表面风光内心沧桑是真实写照

“我看上去是不是有40岁朝上?”交谈中，燕红(化名)冷不丁地问记者。“其实我今年才32岁。”见记者不回答，燕红自己主动给出了答案。“我也哭过，找个没人的地方痛痛快快地哭，哭完了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燕红是一名基层法院的民庭法官。由于法院辖区地处城乡接合部，各类纠纷案件特别多。“当年考进法院的时候，我感到特别兴奋，但一接触案件后，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很多案件审理中遇到的情况是你无法想象的。比如在一个离婚案件中，由于涉及财产的分割等，双方当事人都要求法官实地查看。最后，连一张床的所有权都争得不可开交。”

“在法院我干了9年，所有的时间都是办案再办案，案子多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对我们来说，没有加班这个词，白加黑就是正常的工作模式。一年下来想休一次假也不行，不是不给休，而是不好意思休。说实话，我们就是办案机器，经常一天下来回到家中，感觉很累却睡不着，人肯定显老。”采访中，燕红告诉记者，由于工作性质，她承受了来自家庭的巨大压力。爱人因长期独守空房，而给她下过通牒，不换工作就换老公。最终，夫妻俩因为孩子的维系没有离婚，但她每次回到家中，都会小心翼翼。

“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女法官所面临的压力比男法官更大，也更容易受到伤害。”淮南中院相关人员告诉记者：“在现实中，女法官受到不法当事人威胁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前不久，在谢家集区法院，办理一起执行案件时，女法官宋某某在对当事人自残行为制止时，被对方用一瓶开水从头浇到脚，身体多处严重烫伤。”

老法官夫妻一顿生活费只有10元

“一名老法官与妻子一顿的伙食费总共只有10元，你信吗?”在宣城法院系统，一名基层法院法官刘彪(化名)告诉记者，“在广德法院，刘凡安的事没有人不知道。”

刘凡安妻子身体不好又无工作，一个独子正在上学，老母亲的生活也要负担。调到信访接待室后不久，刘凡安被查出患了肾病，手术费用万元以上。家中无存款，他只得四处借钱。2008年，他妻子患上了乳腺病做了大手术，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又不慎摔断五根肋骨，再次进行手术，妻子的两次手术让本来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2010年，正当信访工作有了新的起色的时候，他自己又患上了甲状腺瘤……”

“老刘和他爱人一顿的伙食费是多少，知道吗?”刘凡安的同事伸出了一根手指头：“只有10块钱!就是这10块钱，还要经常找人借!因为他经常把饭钱塞给一些来访的老头老太太。一次一位乡下八旬老人，拄拐杖来法院。老人儿女满堂，却无人赡养。老人向刘凡安哭诉个不停，直到中午下班，老刘也没有打断他，等老人发泄完自己的情绪。临走时，听老人讲自己没钱吃饭、没钱乘车，老刘便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口袋里仅有的10元钱给了老人家。老人家揣着钱出了门。殊不知，老刘的这10块钱是他与妻子的中餐费。”

每天都要对自己进行心理疏导

“法官的心理压力要远比其他方面重。”合肥蜀山区法院刑庭庭长杜卫根笑言：“每天早晨出门前我都要对自己进行一番心理疏导，否则很难支撑住。”

“刑事审判容不得一点瑕疵，一个案件审理下来，数万字甚至十几万字的案卷材料你必须一字不漏地认真看完。除了耐心外还要细心。”杜卫根说：“另外法律文书的写作也要格外谨慎，说实话，只要一上班，精神就高度紧张。”

在承办一起抢劫案时，被害人是位来自山区的农村妇女，而且不识字。凶手入户抢劫，受到被害人反抗，凶手对被害人割喉后逃匿。案件起诉到法院后，被害人就是不理解，认为应当对凶手处以死刑，必须到中级法院才能判掉这个案子。

因为被害人损伤程度是轻伤，基层法院有管辖权。杜卫根再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被害人说，“你到哪我就到哪，看你把我这个案子怎么办?”连续三四天，被害人从早到晚就跟着杜卫根，最后就连被害人的亲属都看不下去了。
“
这个案子最终处理结果还是让被害人很满意，但这个过程中，所要承受的压力确实能够让人发疯。”杜卫根告诉记者，“类似情况还有很多，无论怎样，你都必须要去承受。因此，我们每天都会对自己进行心理疏导，自我安慰和鼓励。”
光环背后是心头永远的痛楚

在安徽法院系统，提到明光法院“乡村法官”没有人不知道刘学讲的名字。作为安徽首届百姓心中好法官当选者，刘学讲获得的各项荣誉和表彰不胜枚举。

采访中，只要谈到工作，刘学讲就如数家珍一样将法庭辖区内每个村的情况说得清清楚楚。但当记者问到其家庭状况时，他却突然间“卡了壳”。原来，记者无意中触到了他心底永远的痛楚。

当年婚假未满之际，他就到潘村法庭上班，让“蜜月”中的妻子独守空房。妻子分娩前夕，他匆忙下乡，再见面时，女儿已经出生。

欠妻女的，来日方长可以补，但父亲去世，却是刘学讲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一天，他的哥哥匆匆从乡下跑来向他告知：父亲病危，需及时送往南京抢救。可是案件的双方当事人都已到庭，开庭在即。怎么办?他沉思了一下后，果断地对哥哥说：“你也看到了，我实在是走不开。我筹些钱给你带上，先送父亲到医院，我忙完随后就到。”

然而，一连几天的开庭使他无法分身，失去了最后与父亲相见的机会。母亲哭着对他说：“你平时工作忙，我们能理解你，如今你父亲去世了，工作就是再忙，你也应该在家守孝三天呀。”他当时鼻子一酸，泪如雨下。但法庭的工作不会因为法官的私事而停止，无奈中，刘学讲忍着悲痛又回到了审判岗位。

备注：本文原载今日《市场星报》，作者：李浩 雷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