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委召开会议研究呼格吉勒图案，高院派来的代表是当年的审判长，他本应该回避才对.

五篇内参逆转呼案
2005年，警察领着一个新的“凶手”赵志红到毛纺大院公厕指认现场，这里9年前发生了一起奸杀案，目击了这一场景的邻居们将此事告诉了尚爱云：“你儿子可能是冤死的。”那天，尚爱云哭了一宿，坚信儿子是清白的。开始为9年前被枪毙的儿子呼格吉勒图讨说法。

但是他们的困境是四处奔走但无人理睬。公安厅平民百姓连门都进不去，就是进去了也没人搭理。

李三仁的外甥是玉泉区文体局局长，他跟李三仁夫妇说“伸冤”一定要找律师。经人帮忙，老两口找到了内蒙古河洋律师事务所主任何绥生。何绥生听了他们的事后，认为62天就让凶手“伏法”证据不严密，并且“新凶手”赵志红又出来认罪，觉得案件有问题。但想到一审二审司法机关的主要办案人,何绥生打了退堂鼓,觉得凭他的力量是办不到的。何律师听说我这个人挺热情挺有正义感，建议老两口去找新华社的汤计。李三仁通过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资料室的一个同志找到我的联系方式。

当时我正在通辽出差，拜托科室同事接待他们后，立刻打电话给公安局朋友求证有没有捕获一个“杀人狂魔”。了解到确有此事后，我急忙坐汽车从通辽赶回来，当时路不好走走了两天，回来后老两口跟我见面说明了情况。

2005年11月23号我用从专案组了解到的确切证据，写了第一篇内参《内蒙古一死刑犯父母呼吁警方尽快澄清十年前冤案》。

2006年3月内蒙古政法委呼格吉勒图案复查组正式成立，开始正式调查。调查期间我也在继续追踪搜集证据，密切关注他们的调查结果，就这样过了一年。调查结论基本指向是呼格吉勒图案是冤案。自治区政法委一位领导说:“核查组已经有了结论。

调查结论以法律的术语讲,当年判处呼格吉勒图死刑的证据明显不足,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冤案。但政法委不能改判,得走法律程序。我们要求自治区高级法院复查,向最高人民法院汇报,两家成立复查组,然后走法律序。”

我利用多年来在公检法系统积累的人脉,搜集涉及呼格案的相关证据。期间,我采集到了赵志红的几份口供笔录、警方复核组、检方领导、政法委领导及复核组成员的重要谈话信息。公检法机关的正义人士帮了很多忙。

从头说起：呼格62天“伏法”
据我了解，1996年4月9号晚上8点，受害人是24岁的杨焕枝，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人，来呼市打工，平时不在这住只有那天住下了。

当时呼格经过毛纺大院厕所，听到女声喊叫便去报案。公安局去现场调查，问从厕所出来的一个老太太有死人吗，老太太说没有，因为当时厕所没灯看不清。然后呼格吉勒图说有，他便成了嫌疑犯。办案要凭证据，一开始他是不承认的，后来加大

了审讯的力度。加大力度只有两种可能性，刑讯逼供和诱供（这需要调查落实）。后来呼格吉勒图认罪了。

从1996年4月9日晚上8时许案发，到1996年6月10日“凶手”被枪毙，仅仅用了62天时间。程序上没有正义，程序违法很难体现案件的公正性。有人把这个案件推到了严打政策上，也不太合适，严打也不能违背程序去办案，严打也不能证据不凿实把人杀了。前九年，李三仁夫妇尽管心里面不相信，但也无处诉说，没办法跟别人辩解。就连闫峰有时候都不清楚。

一案两凶，赵志红口供认罪

2005年10月23号赵志红被抓，把十年的罪行全部交代了，其中有一起就是毛纺大院公厕杀人案。这个节点非常关键，新的“凶手”出现了，赵志红叙述案件的过程非常详细。
这是赵志红10月27日最早的口供，此人记忆力惊人。

赵：9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10点左右，（他这个时间记错了）我当时在内蒙古安全厅工地上班，是干木工活，我骑车子走到一烟厂十字路处，路口东北100米处有一公厕，位置就是现在的山丹市场，原来全是平房，我上了次厕所，上完听见女厕所有人，就准备作案，过去看到一女人往外走，我上去掐住她的脖子，直至昏死过去，把她担在厕所内的隔墙上。后来，我骑车回到暂住处，这个女的年龄在20岁以上，身高在1.5米左右，穿什么衣服没有看清楚，厕所没灯。
警：说什么话了？
赵：没来得及说话。
警：这女的被你掐死了吗？
赵：估计死了，一直没任何反应。
警：女的身上有什么东西？
赵：没搜过。
警：除了掐脖子，还实施了什么暴力？
赵：别的没有。
警：你想过后果吗？
赵：做了第一次后就无所谓了。
10月29号这个就详细了。
赵：1996年夏天大约5、6月份，从安全厅工地（实际上是4月份，他时间记不清了）从安全厅工地骑自行车下班回家，大约是晚上8点钟左右离开工地，途径一毛家属区的茅厕，我停车到厕所方便，把自行车靠在厕所的墙上，我就进去了男厕所，我当时是小便，方便完之后我走到外边听到女厕所里面有声音，心里就产生了想强奸的歹念。就直接去了女厕所，进去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女的从厕所往外走，我当时猛扑上去双手把他的脖子掐住，把她挤在了女厕所的东墙上，一开始她挣扎，直到她停止了挣扎，我才松手，我见她不动了，我就直接把她拖到厕所中间的小隔墙上。之后我骑自行车回家，家属区在呼市卷烟厂十字路口东北角大约100米左右，全是平房，南北走向，男厕所在北面，女厕所在南面。
警：你到厕所的时间大约是几点？
赵：大约是晚九点。（实际上记错了，是晚八点）
警：当时厕所周围有灯吗？
赵：没有
警：你方便的时候和作案的时候碰到过其他人吗？
赵：没有，就我们俩人
警：这个女的有多大年龄？
赵：估计她就20岁左右，我是凭我感觉
警：那女的有多高，有什么特点？
赵：那女的也就1.5米到1.6米之间，我感觉她比我低不了多少，我是拿我自己的身高做参照，头发不长是短发，也就到我脖子左右。
警：她穿什么衣服？
赵：是深颜色的衣服
警：当时厕所的能见度如何？
赵：当时厕所里面没灯，只是周围住户的灯照过来，能见度很低，但能看见人的轮廓，
警：你和她之间有对话吗?
赵：没有
警：她呼救了吗？
赵：没有
警：她抓你了吗？
赵：没有，她当时只是用双手推我的手
警：你的手上、脸上、身上有抓痕没有
赵：没有
警：你搜她的身或者拿他东西没有
赵：没有
警：除了掐脖子，你对她还实施了其他暴力吗？
赵：没有
警：她当时死了吗？
赵：我强奸过程中她没有动，我认为她已经死了

抢拼“刀下留人”

2006年11月28号我突然得到了赵志红秘密审讯（不公开审理）的消息，10起命案9起诉讼唯独拉下了四九女尸案。当时我觉得政法委调查有结论了（呼格吉勒图案为冤案），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我没有放弃。很快我开始跟政法委专案组领导谈话，表面上海阔天空天南海北聊天，但总会突然跳到呼格吉勒图案，他们看我不做记录就放得很开。但是我专门带了我的硕士研究生，让她悄悄录音。这样我获得了政法委的证据，原审判决证据不足，是冤案。依此写成第二篇内参《呼市“系列杀人案”尚有一起命案未起诉让人质疑》，包括事情经过，命案笔录笔录等。

也巧，中央批示内参的第8天，赵志红递出了“偿命申请书”。看守所警察担心“偿命申请书”给了内蒙古检察院后不一定能到高层领导手里，怕丢失或者被“湮灭”，就复印了一份给我。我加了一头一尾，写成一篇《“杀人狂魔”赵志红从狱中递出“偿命”申请》的内参，连（偿命申请书）错别字都没改就给中央发过去了。

07年，我把整个事件梳理了一下，写成名为《死刑犯呼格吉勒图被错杀？——呼市1996年“4·09”流氓杀人案透析》的内参，分为上下篇。这次发行范围就比较大，县级干部以上都能看到。语言很犀利夹叙夹议，倾向性还是很明显的。这两篇内参的影响很大，给内蒙古高院施加了一些压力。

嘹望新闻周刊的领导看到了，想在北京采访几个法学专家后公开发表。网上就有了《疑犯递出偿命申请，拷问十年冤案》的文章，之后各大媒体才开始后续报道。北青报，法晚报，新京报这些都市报初来内蒙，我把呼格父母家里的电话交给他们，期间辽宁电视台也做了专题影响很大。

案件进展卡在内蒙古高院

案件进展还是卡在内蒙古高院。政法委召开会议研究（呼格吉勒图案），高院派来的代表是当年的审判长，他本应该回避才对。

当时我很苦恼，便和自治区检察长邢宝玉探讨。他和我认识我比较早亦师亦友。我问他你怎么不抗诉，他说如果抗诉法院维持原判，这个案子就完了，他建议跨省取材后审理拿出内蒙。我觉得他的建议特别好，就写了内参《内蒙古法律界人士建议跨省区异地审理呼格吉勒图案件》，这对内蒙古高院触动比较大。

但是案情推动依然很难，当时领导班子都换了，政法委办这个案子的领导也都走了，包括内蒙古党委书记都换了，环境不是那么明朗清晰。

柳暗花明呼案迎转机

这期间，北京的一位记者一直很关注很上心，后期当我遇到困难时，我就将信息转移给他。11年的时候我不甘心，清明节时，让社里做了一个电视片在优酷上播出，反响比较大。没多久，凤凰卫视也做个一个视频，网民跟帖热烈。我抓住机遇写了

一篇题为《呼格吉勒图案复合六年后陷入僵局，网民企盼让真凶早日伏法》的内参。这篇内参被中央领导和最高院领导批示后，内蒙古高院新任院长胡毅峰推动法院成立了五人复核组。

复查到12年的时候，状况就特别好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李佳兼任政法委书记，王君来到内蒙古（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积极因素全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无形双手”阻挠翻案

最关键的证据（凶手精斑）丢失，是搬家时管理人员不认真丢失，无意之间也是正常的，应该不是故意损毁证据。

但在案情清晰之后，被搁置九年之久是有原因的。有律师说是因为要处理一大批人，我认为他说对了一部分。个人认为更重要的是官员心态，谁也不去争头，比如平反这个案件，谁牵头也不会带来好处，问责会得罪人，我们很多官员心态就是一种算计，对自己有利或没利。（他们会想）到时候造成负面影响，归结到我身上影响自己“进步”。

“官员心态”才是真正无形的双手。比如之前我打得很有章法，但是到后来我没有对手了。一些官员缺少过去老一辈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官员心里面缺少老百姓，缺少实事求是、面对一切的责任担当。这一点会真正长期影响我们的工作效率。

有一次我写内参忘记处理，把一个干警的名字写进去了，后来这件事给他带来的负效应很大，有人泼凉水说风凉话。现在再让这位干警去说，他不会说。有些人当官是往上抢的，帮老百姓做事是不抢的，官员心态很重要。
黎明前的黑暗最痛苦，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存在。我希望尽快把这个事情画一个句号，九年太长了。所以有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我把手里头的料都抖了出去。当新华社记者这么多年，攻了不少山头，这个山头是最大的。我站出来接受媒体采访，才能把这个事情往前推。

呼案能昭雪临门一脚还是四中全会，这是突破口推动力！没有四中全会《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重大决定》，媒体不会聚焦到这个案件上来。有几个媒体关心这个事？也有，这些年也有几个媒体关注，但不会这么热度、这么聚焦的关注。依法治国是人们心灵深处的呼唤，恰巧这个时候呼格案出现了，大家的心都跳到一起去了。

与呼格吉勒图父母“奋战”九年

呼格案再审的时候，我也没想到我和他们老夫妻俩情感上的联系这么紧密。这些年，也就是打个电话安慰劝说鼓劲。当再审通知下来的时候，我到他们家跟他们一起迎接立案通知书，我也没想到我会哭。他们抓住我的手一哭，我就忍不住了。咋说呢，高兴也悲伤。

悲伤的是呼格父母太不容易了。前九年是他们两口子抬不起头来，后九年是为儿子申冤呐喊，前后一共十八年。脸上显出岁月的沧桑。他们看起来像七十多岁的人，实际上李三仁才六十六，他老伴才六十。实在太煎熬人了。有的网民说，他们是不是凑钱给（汤计）不然怎么管九年。也有人说他们哪有钱给啊？（笑）

我很能理解李三仁夫妇。从1996年6月10日呼格执行死刑以后的九年，他们并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儿子是无罪的，这九年老两口心灵上的创伤是很大的，他们认为自己生了个流氓杀人犯儿子。呼格当时判了两个罪名，一个是流氓罪五年，另一个是故意杀人罪死刑，合并之后是死刑。当时律师做的辩护是有罪辩护。有人说他们的儿子是流氓杀人犯，他们就低着头赶快跑。后九年是四处为儿子伸冤，太不容易了。

有些网民觉得我不可能坚持九年。其实就是当你做一件事的时候，就要把它做完。如果我不帮他们（夫妇），他们可能就绝望了，或者做出其他的事情。我总鼓励他们说已经透亮了，千万不要放弃，当他们想采取过激行为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不要这样做。不去（上访）不好，但是去了要理性。大家都同情你们，只不过说不出来，哀兵必胜不要闹。

再审后老两口来拉着我的手说，这些年最大的牵挂就是怕你调走，你调走了可怎么办。我上班第一件事主要就是呼格的案子。隔几天就去趟高院去“上访”。

新闻伦理：把话语权还给父老乡亲
作为一名记者，我坚持为呼案伸冤是因为良心。记者就是要把话语权还给父老乡亲，要有这样一个信念。新华社有很大的话语权。党中央把话语权给记者，就是要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大家都能做到，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下情上达，这是党中央第二通道。如果不为老百姓去呐喊，就失职了。

我珍惜“新华社记者”这五个字，就要忠实履行这份职责。这些年我一直兢兢业业做新闻，也写出很多（新闻）。我写了牛玉儒，总书记在内参上批示，他便成为一个全国的典型人物。11年我写了准格尔旗的公安局长郝万忠，中央领导同志批示他成为英雄人物。我打每一个仗都能给后世留下一些东西。认真去履行新华社记者的职责。

呼格父母为儿伸冤，我想他们就是我的父母，就是我的兄弟姊妹。他们的孩子出了这样的事，如果我们不去校正，不让执法人员从这件事情中吸取教训，有一天事情可能落到我们的孩子头上。

赛罕区督查室主任曾到我这来“上访”，我当时就乐了。他本来是中央负责落实领导督查呼市的。结果他退休后，他父亲的房子没有任何理由就被拆了。依法执政、依法治国体现出重要性来了。依法治国这块必须加强，不能精于计算。只有大家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个人名利，去认真的推进才能落实。

现在我们有这么好的形式，党中央作出了《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决定》，我们就可以扎扎实实（落实），一年不行就两年，两年不行就五年，五年不行就十年。我们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努力，总会更好，更能体会到这种个案的公正。政府人员也要在职权范围内履行权力，呼格案是个节点。

采访技巧：不为新闻而新闻
我们当记者，饭要一口一口吃，做事情要讲究方式方法。记者不能总抱怨现有的各种“限制”，办法总比困难多。

可以去敦促加快进度，但不能（简单粗暴）往上面告状，这可能起到反作用。我曾不断地和有关领导沟通，说这老两口有病要加快进度，甚至开玩笑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将来离开这，你不遗憾吗？。”有些东西我让其他媒体去发，自己在后面默默积极推动。

不要为搞新闻而搞新闻。出现一些积极的因素，就去鼓励帮助。记者的目的是为解决问题，而不是出新闻。现在有些记者为了新闻而新闻，为了猎奇出名而做新闻。我认为记者更多的是应该默默守候去推动，对你心爱的职业其实是一种声誉的赢得。不是写了多少稿子就是好，更多的是赢得基层群众、采访对象的支持。

11月20号再审新闻发布会，我19号就知道了，但我生怕有其他因素影响案件进展。我的目的是看到它的结果，而不是抢新闻发布会。所以说，记者的认知是要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国家利益，有利于公众利益。记者不写是为了事情的解决，写也是为了事情的解决。

不能为新闻而去炒作，那就没意义了。要做真正有厚度的记者。

谈问责：立功要撤销那是耻辱，有些人该免职
报道呼格案件时我没有谈到问责这个事情。我不希望这家已经残缺了，那边一抓人又出现一大批残缺的家庭。当年办案人员也不见得本意上都是坏人，不要把办案人员放在坏人的角度上思考。最关键的是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等案子宣判无罪再谈赔偿问责。

但是，有些人的责任还是要问的，比如说当年呼格吉勒图案的立功应该撤销，那是耻辱。有些干部应该免职（就是主要责任人），他不应该站在那个位置上。

还有一件事情我一直也没提，需要调查落实：有人说二审审判长没看过卷，是书记员签字。从2006年，就有人向我反映这个问题，但我一直没有写进（内参）去，为什么我不写，因为这个是后话。

将来问责，这个事就应该调查清楚，如果是就应该撤职。这就是最典型的草菅人命，你有生死大权，连案卷都不看，那给你这个权力干啥？一旦将来确定落实了，该问责就要问责。“严打”有缺点，但不能把办错案全推到严打的问题上。

文章来源：腾讯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