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价值

构建被害人谅解制度的价值基础是以人为本 ，是人本刑法观的体现，主要表现为对被害人权利和犯罪人权利的维护与尊重 ，希冀通过两者的合理配置，达到双赢效果 。

一、维护被害人之权利

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在我国现行刑事司法体系中，虽然被害人具备当事人主体之资质，具有参与诉讼的权利，但其作用只限于参与公诉人一方的控诉或相当于控方的证人，其权益往往容易被忽略，其实际上处于法律边缘化的角色。尤其在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中，被告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主要为经济赔偿 )与其刑事责任的承担并无必然之联系，故被告往往以此推卸民事责任，被害人对此也无可奈何，由此加剧了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的冲突，进一步激化了被害人对被告人的敌对情绪，致使被损害的社会关系难以修复。而被害人谅解制度 以被害人利益为中心 ，提升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使其对刑事冲突起着主导作用，有利于被害人权利的维护。其次，由于被害人谅解具有从宽处罚被告人之法律效果，容易激活被告人承担民事责任的积极性。再者，犯罪不仅造成被害人的身体损害与物质损失，更伴随着重大精神损害，当被告人在与被害人的沟通协商过程中真诚悔罪 ，恳切道歉，积极赔偿，可有效抚慰被害人的精神创伤，缓解被害人的敌视与不满情绪，消除其心理阴影，对被害人重新信任社会、回归正常生活大有帮助。

二、维护犯罪人之权利

被害人原谅与宽恕犯罪人 ，使其免予处罚或从宽处罚 ，有利于犯罪人顺利重返社会以及快速恢复因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一般而言，被害人是因与犯罪人有特殊关系或因犯罪人真诚悔悟而予以原谅的，对于前种情形而言 ，因为被害人与犯罪人有特殊关系如亲属关系、朋友关系 ，对犯罪人的品性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对其是否具有再犯可能性也有一定的预见，而且基于两者之间的特殊关系，当被害人表示愿意谅解时，也表明其心理或精神所遭受的损害远远低于通常情况 ；对后种情况而言，由于犯罪人真诚悔过，其人身危险性已大为削弱甚至消失，能够尽快复归社会，实现正常生活。与此同时，犯罪人在与被害人沟通协调过程中，重新拾起自信与自尊，有利于其人格的再社会化。